在精神病学的铁杆拥护者和最狂热的批评之声中永远没有妥协的余地。
有些固执的精神病医生盲目的认为基因决定了一切，而药物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有些呆板的反精神病学人士则是盲目的空想家，他们只看到心理健康治疗的限制性和危害，而看不到它的必要性和好处。
我曾花费大量时间试图打破这两种人的极端思维——可是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但幸运的是，在这两个阵营中依然存在一些理智的人，可以从整体的角度来评估精神病学，不会说它的好坏是绝对的。以开放的思维作为起点，往往可以找到共同点;看似不同的抽象观点在你以发散思维讨论该如何处理实际问题时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分歧了。
再没有什么比找到共同立场更重要的了。我们没有能力为针对精神疾病的各种主张引发的内战买单，我们如此迫切的需要统一的立场和呼声。
心理健康服务在美国处在一种失败的困境之中：资金不足，杂乱无章，难以接近，由商业利益驱动。当前的这种缺乏有效组织的精神治疗体系是一种耻辱，这现状难以改变，除非那些关心精神病的各种声音可以更加的和谐。
这里有个残酷的悖论：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帮助。有一百万的重症患者因公害犯罪而入狱，如果他们能得到有效的治疗和照顾，这本来是很容易避免的。在门廊外睡觉，偷一瓶可乐或是在大街上大喊都可能使他们被逮捕。一旦被捕，因为无法被保释或是适应不了监狱，而被单独监禁。今天的美国，对精神疾病患者来说是个最坏的地方，也正面临着最糟糕的时刻。
与此同时，那些不需要精神病医学的人却从中获益太多：我们每年花费500亿美元在那些不怎么必要的具有潜在危险的药丸上，粗心的医生，病人们被广告所误导。目前在美国，死于药物的人数要大于死于车祸的人，而他们吃的大多数都是处方药，并不是街头兜售的那些药物。
这种根深蒂固的乱局是因为1)很少有，就算有也是显得无能为力的为最弱势的群体倡导;2)有钱有势的商人控制了广播电台和政客们，获取利益;3)心理健康的社群被长期的内部斗争影响，偏离了其为重病宣传的轨道。
前两个因素很难改变。在这个大卫对歌莉娅的杠杆中，斗争是唯一的方式，除非我们找到一个中间立场来作统一宣传。
我认为理智的人能很容易的赞同以下四个相当明显的共同目标：
1.我们应该为那些不当入狱的人的自由而努力。
2.我们需要提供足够的住房来减少他们不当入狱的风险和无家可归的情况。
3.我们需要给那些真的需要药物治疗的病人提供帮助，而避免让不需要的人服用。
4.我们需要在社区提供足够和便捷的社会心理支持和治疗服务。
那些关于药物的胁迫程度的争议是必要的，以及根据为社会提供的不同类型的心理支持，应该获得多少资金。
我们都同意有很多药物被错误的开给了错误的人，因为错误的诊断。有百分之八十的精神病药物都是在病人只看了一次初级保健医生的情况下被开出来的药，而那多少抗生素的误导性广告以推销药品。许多精神病医生往往因为书写速度太快而错开药物。而反精神病学人士则是错在另一个方面，他们总觉得自己亲历亲为的最好，没有人需要他们。
我想理性的人都该同意，我们应该培养医生和公众的意识，让他们知道药物可能是有害的，而不仅仅的带来好处，必要时该留下迹象。20%的人口每天都需要服用灵药丸，这真是荒唐，同样可笑的是，任何药物治疗的预约都等待了一天的人都该进监狱，而不是两个月。
胁迫是一个更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但它也有一个常识性的共同点。50多年前，当汤姆·沙茨开始为病人争取权利，自由和尊严，最大的威胁就是蛇窝州立医院系统，那里储存着超过60万名患者，通常都表现出不自觉和不当的行为。该系统已不复存在。现在全国只有大约65000个精神病床位，而问题就在于找到入院的方式，而不是出院的方式。
反精神病学人士做出了最后一击。精神病强制体系基本上已经变成了纸老虎：罕见的，短期的，通常是出于善意去帮助那些面临监禁的人。合法化精神疾病和入狱的精神病患者应该是吸引人的一个共同旗帜。当你讨论到具体情况时，会产生更多的共识，关于精神病强制何时会产生意义比这个问题本身更关键。
最后，还有避免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导致的专业心理健康项目管理和那些基础的恢复之间的矛盾。当你准备把馅饼切片时，发现它的面积太小了的时候，问题就容易激化。
这里的共同点指的是一种识别的方法，而不适用于所有事情。我们需要不同的社会心理系统来支持，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和品味。我们应该把这些不同拼接在一起整合起来。
罗马在燃烧，似乎没人去做些什么。象牙塔里的机构(如专业协会和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和更多的基层组织需要把分歧暂时搁置下来，共同倡导大家关注可以共享的两个目标：帮助最弱势群体重获自由和尊严，整治猖獗粗心的过度使用药物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