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有人会选择患上癌症，但是却有人选择从事医治癌症。
诊断的过程可能会充满恐惧和沮丧，带来不确定性和疼痛。但是对于所有接受治疗的病人，一个支持性的卫生保健团队可以使情况有所不同。
为了纪念乳腺癌宣传月，我们找到了11个把一生奉献给乳腺癌研究和治疗，并支持着那些病人的人，请他们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赫芬顿邮报。下面，就是他们选择这事业的原因。
在我第一次乳房X光检测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后，我已经当了18年重症监护室护士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所磨练出来的技能——研究，解决问题，为算不上预科的病症做准备，重复这些事情——我试着接受和应对这种新的诊断。尽管拥有健康的生活习惯，也没有家族病史和危险因素，我也突然离开了世界保健提供者的行列进入了“癌症病人的世界”。我想知道如果我能生存下来，会是怎样的。我会再次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吸引力吗?或者是我希望感觉正常吗?我所看到的乳腺癌的幸存者似乎都比我年长——都是奶奶级别的，没有一个是在幼儿园带小孩的母亲。我悲伤的发现他们中的许多都穿着矫形鞋。
而现在，将近9年后，我惊奇的发现所有年龄段的乳腺癌患者，我的特权就是在约翰普金森大学和最年轻的乳腺癌患者一起工作。这是很艰难的日子，工作伤透了我的心，为所有的人。但是有更多的日子，我感到精力充沛，被那些勇敢，有趣，聪明的女性所激励着。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与新的病人会见，看到她们眼中那熟悉的恐惧，并回答她们的问题。是的，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人，我也患有乳腺癌。已经化疗了将近9年的时间了。我们将带着你走到这个世界的另一端，所以，你需要一双崭新的鞋子。
-贝丝·汤普森，护士教育工作者，也是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年轻女性乳腺癌中心的领航人物。汤普森在这儿工作了三年了。
我一直都想当一名外科医生。我所担任的第一任总住院医师是在肿瘤外科，我的职责之一就是为乳房诊所的水平低下的病人服务。我见识了各色女性不同的生活故事，有些患有良性乳腺癌疾病和某些癌症。有几位癌症晚期症状很严重的患者不来诊所，因为她们没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害怕医师，害怕疾病或只是认为没有人可以帮助她们。我很惊讶于自己会如此投入到乳腺疾病的工作中去，而这些经历也确实实现了我渴望关注乳腺疾病外科治疗的愿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面对怎样的诊断，来看病的人都显得焦虑和害怕。我喜欢帮助女性们面对未知的挑战，为她们提供信息和专业知识让她们了解到诊断的可能性。我有机会与我的病人建立持久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关注着她们，不仅仅是在诊断和治疗的时候，这是以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式来丰富我的人生。
瓦莱丽·L·斯坦图博博士，丹伯里医院乳腺外科医生。在这里工作了四年了。
我选择乳腺癌专业主要是因为我的母亲在37岁时患上这种病，并且在6个月后就去世了。
乳腺癌领域得益于它的成功和治愈率高。你可以在15-20年后再次看到你的病人。当我刚进入这个领域时，我以为这比其他疾病研究有更充足的资金支持。面对乳腺癌，你要处理病人的很多情绪和多变性(比如怀孕或者生育期的年轻患者)，这涉及到小孩和一些特殊的动态，这一切都超出了癌症本身的问题之外。这方面需要特别注意，这正是我所喜欢的。而我最不喜欢发生的事情就是看到并发症或者是治疗失败。
我改变了我的研究方向，从乳腺放射肿瘤学研究转向治愈后的生存和生活方向的研究!我不希望治疗失败，所以我喜欢这个新的研究方向。
医学博士阿方斯·塔哈，乳腺放射肿瘤科主任，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癌症中心进行乳腺癌研究项目，也是哈佛医学院放射肿瘤学教授。他在这个领域工作了21年了。
我进入医学领域是因为我想从事一项能帮助那些遭受疾病的人们的事业。扮演一个帮助病人彻底改变获得更好的生命的角色这一使命似乎总是召唤着我。当然这并不困难，因为我一直对科学很擅长。在成为医生多年后，我的母亲因为癌症去世了。我一直致力于病人的护理，但是深刻的经历对我做事的方式和我对病人的看法起到了重大影响——不仅仅是治疗他们，还要用心的去倾听他们的想法，理解他们的恐惧，担忧和焦虑。一旦你亲身经历过这些，那么就会看到这些悲剧式的疾病带给你和你的家庭的改变。
我最喜欢的工作的一部分是与病人沟通。我们的讨论从他们孙辈的话题到当地的体育团队，我见证着他们以难以置信的勇气面对这种可怕的疾病。每天看到的病人激励着我。我可以在我们的关系中扮演一个治疗师的角色，但往往是他们塑造了我，教会了我无数人生的经验。用我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认识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牺牲自己去服务他人。”——这是非常真切的。当然，好的东西总是伴随着坏事，这就是我工作中最糟糕的部分——当我觉得医学实践已经到达极限时会让我感到挫败。有时觉得自己不能为病人们提供更好的治疗了，没有什么比那更让我感到沮丧。
最近我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故事想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病人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婚礼。这不仅仅是我的荣幸，也反映了我能与病人分享她们生命中里程碑式的经历。她们在自己人生的低谷时找到了我，因为我治疗了她们，所以我能在她们的婚礼上跳舞或是参加她们孩子的毕业派对。这些与病人的连接，让我能看到她们生活中的起起落落——这是一种福祉。作为一名医学生，我从未想过自己可以和那些走进我生命中的人建立起这样充满意义的关系。很高兴她们仍然把我当做生活中的朋友来看待。
萨马尔·a·帕特尔博士，福克斯蔡斯癌症中心整形外科手术的肿瘤外科助理临床教授。他已经在这一领域工作了七年了。
我选择从事乳腺癌研究治疗是因为我在痴迷于疾病生物学时，我的导师对我的引导方向。几十年后，我们在乳腺癌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能转化为真正使病人收益的实践方案，这让我感到很惊讶。乳腺癌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不再是死神一样的存在，至少在美国是如此。然而，要做的还很多。依然有很多女性死于乳腺癌。我们对她们欠下一个能彻底根除这一疾病的承诺。
-卡洛斯·奥特卡博士，美国癌症研究协会主席和范德比尔特大学乳腺癌项目主任。他已经在这个领域工作了25年左右了。
我第一次参与临床实践是在爱尔兰都柏林时作为一个肿瘤学医科学生的时候。我面对着病人复杂的情况，病人和她们的家属在对抗疾病时顽强的力量，肿瘤学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不仅是在医疗管理方面，而是在社会和心理保健的方方面面。我的导师是一位专门从事乳腺癌研究的充满激情和干劲的医生，多年前，他曾在美国接受训练参加工作(在霍普金斯)。他鼓励我在肿瘤学的道路上去追求我的职业生涯，也鼓励我在爱尔兰接受训练后到美国继续我感兴趣的乳腺癌临床研究。
我最喜欢自己的工作的一部分是和病人的互动。每当看到她们充满希望和快乐，我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当她们感到焦虑和不安时，我会尽力安抚和照顾她们。而我最不喜欢的事情是看到一个病人的患病时间早于预期时间，特别是那些处在年轻家庭里的年轻病人。
-罗伊·康诺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综合癌症中心医学肿瘤学副教授。她在过去六年一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我一直想成为一名医生，很早以前，当我在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读书时被培训去照顾淋巴瘤患者时，我就选择了医学肿瘤学。我在医学院和住处时对女性癌症问题的兴趣不断增长，这使我在斯隆凯特林癌症纪念中心成为了一名女性癌症研究的专家。但是，作为这个治疗中心的新成员，我不想参与照顾癌症康复后的女性，也不想在工作时把自己卷入到性健康和信贷问题当中。正是在那些我职业生涯早期的日子里，我对一个问题的意思越发增强，患者在面对癌症时，包括诊断初期，辅助治疗后，甚至是在以后癌症回到他们的生活中时，这个问题都存在着。当我们看到治疗对病人的性健康，亲密行为，和伴侣的关系(或者对单身女性而言，这本来就是种建立关系的障碍)的影响后，感到震惊。我将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和关注这个问题(后来被认定为性健康教育工作者)，然后开了一个诊所，来专注于这个对女性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我的诊所首先开在普罗维登斯，后来有新开了一个在马萨诸萨州综合医院癌症中心的位置。
性健康诊所的工作一直是一个帮助病人的巨大机会，在这里我们不仅仅讨论化疗，内分泌治疗和癌症的治疗。我一直坚持走这条道路因为作为一名肿瘤学家我帮助妇女和她们的伴侣在癌症之后重返这个世界的航线，并试着理解生命(或生活)有什么意义。它已经成为了我在肿瘤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角色，而性健康和生存给我在临床和学术方面都带来了激情。这也是我在医学肿瘤领域上最意想不到的转变，不过正如前面所言，这可能也是我能从事医学肿瘤工作给予病人治疗的最大原因。
-医学博士迪桑，马萨诸萨州综合医院癌症中心的医学肿瘤学家和肿瘤学性健康诊所主任。
我是一名专门从事治疗乳腺癌和软组织皮肤癌的放射肿瘤学家。13年前我毕业于医学院的第一个医生家庭。我的祖母，是骄傲的意大利家族的族长。我喜欢的所有东西几乎都在医学院，对许多领域和专业非常着迷，但最终决定选择急诊医学专业。在我祖母因为转移性胃癌去世的晚上我开始了自己医学实习生之旅。
五年后(经过三年的医学实习和两年的实践)，我决定接受额外的培训成为放射肿瘤学家。急诊医学和放射肿瘤学都是非常有益的工作领域。都涉及到在危机或关键时期护理和照顾病人的一个团队。但我很渴望能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照顾我的病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动力促使我做出决定，而是很多东西促使着我。这是我做出的最简单的决定，我并不害怕。相反，那是用希望和知识做出的选择，对我来说是正确的。
这给了我照顾病人的特权。每一天我都这么说，每当我病人完成治疗时我也这么说。我希望把病人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变得轻松，就像我在和那些难以置信的优秀团队一起工作时所处的环境一样。每一天，病人都激励着我们——有时是因为难忘的快乐的时光，有时是因为悲痛的境遇。曾有个病人看着我，直接对我说“我没时间接受治疗”，她说的是刚下来的癌症诊断，为我拿到了那张纸——没有人计划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人会想成为癌症中心的患者。还有一个病人的姐姐，在六周半的时间里每一次放射治疗都陪着她，因为她以前也曾有相似的经历做过化疗也输液。我看见并然在候诊室互相安慰，展示治疗的成果，告诉对方如何让自己好起来，并付出难以置信的善举。在困难时期或听到悲伤的消息后，我经常走过治疗室外的走廊和候诊室，观察这些病人间的互动。
从我转向到放射肿瘤学领域至今，已经八年了，今天我在我奶奶曾受到照顾的机构实践。很多事情都变得不同了;病人和家属的经历被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定义和实现质量措施，科学和技术方面也大有进步。不仅是在这个月，这一整年，我都努力着，让每个人都可以提高自己在教育，促进护理和筹资方面的意识，知道自己可以做出影响。
-基利恩·萨勒诺博士，放射肿瘤学家肿瘤学和乳腺放射执行助理，在纽约布法罗的罗斯威尔帕克癌症研究所从事乳腺辐射黑色素瘤和软组织辐射的研究，萨勒诺已经在医学领域工作了13年了，在放射肿瘤学工作了八年。
让我进入乳腺手术领域的动力是真正多学科性质的真理(因为外科、放射肿瘤学家和医学肿瘤学家在协作成功治疗病人这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再没有哪类癌症手术领域比乳腺癌包含更多学科了(也许直肠癌可以比拟)。此外，因为有很多相关疾病的宣传，而且患病率高，所以患者都知道，而且会阅读这方面知识并且提问;我们也很乐于接受这方面的挑战。另外，因为乳腺癌相对于其他恶性肿瘤，它的存活率很高，所以我们要做重点的研究并推动这一领域不断向前发展。我最不喜欢的这个工作的一部分是要告诉我的病人她们患了乳腺癌，或者是告诉她们是否开发了转移性疾病。我最喜欢的是，当病人们知道我做了些什么，真正改变了她们的生活，让她们过得更好时，她们为此而满意。
-理查德·布莱希博士，福克斯蔡斯癌症中心肿瘤外科学系的副教授，获得过乳腺领袖奖学金。布莱希已经在这个领域工作了11年了。
当我22岁我的父亲死于膀胱癌时，我就决定做一名肿瘤学家。在他患病的四年间，我和他一起目睹了许多意大利治疗系统的缺陷。外科医生和肿瘤学家不会以多科学的方式工作，我们从未受过关于选择和预后方面的教育，对此没有了解。我记得一段辐射诊疗师和医学肿瘤学家之间的对话，他们谈论了另外的可以治疗我父亲的方式以及治疗和住院的风险和成本。那是在他死亡前的一个月，他从未给出一个选择，而我也不知道该问些什么。
我最初在意大利接受肿瘤培训期间，有幸获得阿尔贝托·佩莱格里尼博士的指导。他大学医学肿瘤学项目主任也是著名的乳腺癌专家。我和他一起工作了三年，开始负责一些专门的临床试验。这段经历促使我离开我的国家，去追求肿瘤学的学术生涯。尽管我是名认证的肿瘤学家，但还是要重复我的肿瘤学训练，我对此并不介意，因为这是最著名的癌症机构，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而且这让我以后有机会在最大的乳腺医疗肿瘤学部门工作。
我工作中最愉快的事情就是与病人在一起，帮助她们。我总是试着去理解她们的问题，倾听她们的忧虑。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站在父亲的房间的参加考试的年轻人，无法发问，但是愿意听。每一个病人对我来说的是独特的。最不喜欢的是卫生系统的处理效率，不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便于患者使用。讨论为医疗管理明确支付复杂的治疗费用是令人沮丧的，无法合理的利用我们的时间，除了那些情况紧急的病人。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
我没想过一开始我就会和导师如此具体的研究这个领域的问题。当你开始做一个项目时，你可能不会知道所带来的影响和结果。我的研究侧重于认识和治疗炎性乳腺癌疾病最激进的形式之一，这现在是我临川实践的很大一部分——但这也成为更多东西。就像一个任务，要解开一个谜题。还有别人会担下这个任务吗?
-马西莫·克里斯托弗博士，转化研究副主任和杰斐逊乳腺保健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博士行医已有16年左右。
能成为一名医生和乳腺癌研究员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特权。我喜欢这个领域的工作和我所研究的丰富的知识，新科学技术的开花结果会提供更多的机会去直接帮助人们，带来更多的影响。在科学发展的前沿，与患者个体的合作，帮助他们做出自己的决策，并以有意义的方式改变他们的生活。通常，患者无法控制他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例如被诊断出有癌症)。然而在诊断后，他们可以有很多方式来加以控制，当病人和他们的家属请我在他们的这段旅程中帮助他们时，我感到很荣幸。没有什么工作比这更好了。
-安东尼奥·C沃尔夫博士，约翰霍普金森大学癌症中心的肿瘤学家。沃尔夫在这一领域已经工作了大约2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