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戏曲有花部与雅部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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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之争，说的是清朝乾隆年间以来戏剧舞台上属于雅部的昆剧与花部所属的梆子雅部，即所谓高雅、正统之戏剧；花部自然带有低俗、杂乱的贬意，因此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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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花部，就是指昆山腔以外的各种地方戏曲，取其花杂之义，故也称“乱弹”。它们虽不为士大夫们所重视，但为下层观众所欢迎，依然在乡村山区及小城稹流行着，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唱腔和剧本*。到了清代康熙年间，这些在各地流行的地方声腔的势力便开始发展兴盛，形成了各种地方戏曲蓬勃兴起的局面。
搬演历史故事，是花部戏的主要内容。19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已是暮色黄昏。在中国人灵魂深处普遍蕴藏着的对封建统治秩序的反叛心理，强烈地体现在当时的戏剧中。水浒戏是元明时期就有了的，地方戏艺人本着一股对已处末世的封建统治的挑战精神，将一个个逝去的草泽英雄重新举到了台上。演的虽是宋朝旧事，却紧紧切合着清末时代的脉博。
花部诸腔戏的兴起，与其本身所具有的群众性、通俗性有关。从剧目上来看，花部诸腔戏多是演出一些为下层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剧目，或为历史故事，或为民间传说，如有关三国、水浒、杨家将等历史故事的剧目。而且通过这些剧目也曲折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故为劳动人民所欢迎。再从艺术形式上来看，花部诸腔戏的唱腔明快激烈，字多腔少，而且曲白皆通俗易懂，符合下层劳动人民的欣赏水平和艺术情趣。因此，劳动人民把这些土生土长的地方戏曲看成是自己最好的娱乐形式。焦循《花部农谭·序》中曾说：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父聚以为欢，由来久矣。”这就表明花部诸戏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也是花部诸戏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花部诸戏的兴起，取代了昆山腔在曲坛上霸主地位，使我国的戏曲艺术自宋元南戏产生以来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变革，即由原来的联曲体变成了板腔体，从此结束了戏曲史上的传奇时代，开始了新的乱弹时期，从而使我国的戏曲艺术更加丰富多彩。
雅部是戏曲名词。 清 乾隆 时，称昆曲为“雅部”，以别于“花部”。 清 李斗 《扬州画舫录·新城北录下》：“ 两淮 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
源于乾隆南巡时两淮盐务为接驾而准备的供奉演出，其中包括了多种戏曲剧种和戏班。为了便于管理和随时应召，当地官绅将各种戏班集中到扬州，分列为花、雅两部，原来只是对两个不同演出部门的称谓，后来就演变成了对剧种的代称。雅指昆山腔，即奉昆曲为雅乐正声。
“花、雅”之分，沿袭了中国历代统治者分乐舞为雅、俗两部的旧例。所谓雅，就是正的意思，当时奉昆曲为正声；所谓花，就是杂的意思，指地方戏的声腔花杂不纯，多为野调俗曲。
如果说，明清传奇是以文人剧作的繁茂为标识的话，那么花部乱弹则恰恰相反，它极少得到文人士大夫的扶植和帮助。作品直接取自民间，荡漾着泥土的芳香与生命的*。花部创作可视为是对昆曲雅化倾向的逆反运动。它文辞欠讲究，甚至文理不通，缺少文学上的规范与格式。花部乱弹是在舞台演出与戏剧性上，张扬自己的优势。不论组织戏剧冲突，还是塑造舞台形象，它丝毫不比前代的杂剧、传奇逊色。可以说，花部的艺术性是在舞台上锤炼出来的，而不是案头上推敲出来的。由于剧作家的匮乏，清代地方戏创作始终未能出现像关汉卿、汤显祖那样的大师。中国戏曲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以剧本文学为中心向以舞台艺术为中心的转移。清地方戏作品主要靠梨园抄本流传或艺人口传心授，刊刻付印的极少。保存至今能看到早期面貌的剧本，只有乾隆年间刊刻的戏曲选本《缀白裘》。
在艺术形式上，花部戏当中的梆子、皮簧等剧种，为了达到通俗易懂，从根本上脱离了曲牌联套的结构。它们以七字句、十字句为主的排偶唱词，代替传统的长短句。唱腔音乐则是以一对上下乐句为基础，突出节奏、节拍的作用；以唱腔板式（如慢板、愉板、流水板、散板等）的变化，表现戏剧情绪的变化。板腔体的出现，是中国戏曲结构形式的变化。它可以根据作品的内容，需要唱就唱，不需要唱就不唱。从此，一个戏不必都以唱为主了。不同的作品（或作品内的不同场次），也可以分别处理成唱功戏、做功戏、武打戏等。显然，这有利于中国戏曲唱念做打的综合性、整体性向更自由灵活的形态发展。
所谓花、雅之争，说的是清朝乾隆年间以来戏剧舞台上属于雅部的昆剧与花部所属的梆子腔、皮黄腔、弦索腔和弋阳腔等各声腔剧种的三次竞争。雅部，即所谓高雅、正统之戏剧；花部自然带有低俗、杂乱的贬意，因此又有“乱弹”之称。乾隆初年，在北京出现了观众喜好京腔(即高腔)，京中“六大名班，九门轮转，称极盛焉”，而厌听吴音，甚至听到昆曲便“哄然散去”的情况。但清王朝为维护昆曲的正统地位竟然以行政手段扶植昆曲，禁毁花部诸声腔的演出，使京腔很快被昆腔所同化，并引进宫廷，成为与昆腔一样的御用声腔。乾隆四十四年(1780)，秦腔演员魏长生进京“大开蜀伶之风，歌楼一盛”，以致昆、弋的“六大班无人过问”。
清王朝遂强行禁演秦腔，勒令秦腔艺人改学昆腔，否则“递解回籍”，从而迫使魏长生等秦腔艺人离京南下，在苏、扬二州继续演出。乾隆五十五年(1790)，著名艺人高朗亭率三庆徽班进京，不久便出现四大徽班誉满京城的盛况，也就形成了与雅部争雄的局面。到1798年，清王朝遂下令“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唱演”，并传谕京城和各地*“一体严行查禁”。然而，此时徽班与京腔、秦腔等已在京城打下坚固的基础，再经过徽、汉合流，又与昆、弋同台演出，为后来居上的京剧的孕育和产生奠定了条件。到晚清时，甚至王宫内的庆典演出也是以京剧为主体，昆、梆为辅的局面，连慈禧太后都亲自命人将旧有的宫廷大戏《昭代箫韶》等改为京剧演唱本。光绪皇帝和许多王爷、贝勒、大臣及八旗子弟亦是嗜戏如命，以致粉墨登场或司鼓伴奏。
乾隆年间的“太平盛世”延伸到嘉庆时期，已经是日薄西山，清王朝歌舞升平的美梦被日益动荡的社会现实所敲破。嘉庆以后国力日弱，内府空虚，连“南府”这一内廷演剧机构也感到经济上的窘迫。内廷大戏只落得支撑的局面，皇帝本身也不迷恋于戏曲。其次，家庭戏班大量减少，城中士农工商看 戏的场所主要进入买票的戏园子或茶座。*上有地位的文人通常是家班的主人，他们大多热衷于雅部昆剧，但他们却把持不了剧场的演出，而剧场演出影响之大尤非家班所能比拟。这种因时代而产生的演剧变化，总的看是不利于昆剧与其它剧种的竞争。
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贺乾隆皇帝80寿诞，循以往旧例，各地*依然征召戏班入京，《扬州画舫录》记载：“迨长生还四川，高朗亭入京师，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两腔，名其班曰‘三庆’”。这就是“花雅之争”中的一件大事--徽班进京。徽班是指以演唱二簧调为主的戏班，高朗亭率领色艺最 优的安庆徽班--三庆班进京后，迅速为二簧调在北京剧坛打开局面，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也接踵而至，花部全面告捷。花雅之争，以雅部昆曲失败而告终。
花雅之争不是完全对立而是互争雄长，在争的过程中互相交流、吸收，每每造成后来的昆乱同台。这对昆剧本身说是舞台上的地盘逐渐缩小，但对戏曲发展来说，却又作出新的贡献。昆剧称为“百戏之师”，正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