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古代文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这部长篇名著主要描写了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一百零八位英雄的传奇故事。他们的斗争事迹被染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在民间广泛流传至今。
这部名著整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主要描写了官逼民反、百姓起义、轰轰烈烈大聚义;后半部分则主要描写了他们竖起”替天行道“大旗，接受招安，东征西讨，最终凄凄惨惨鸟兽散的结局。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封建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罪恶，大胆地歌颂了造反的英雄，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反抗斗争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这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纵观全部，本书自始至终都特别突出忠与奸的斗争。《水浒传》中的”义“虽然也难以摆脱儒家伦理的羁绊，但主要还是表现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团结一致，戮力相助，进而”济困扶危，杀富济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至于”忠“，虽然也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涵，但主要还是指忠于封建君王。且”忠“与”义“之间，忠又处于主导地位。
小说中的主人公宋江就是”一生忠义“的代表。他曾经凭着自己的声誉和才能，将梁山事业上引向兴旺发达，但他同时又在”忠义“思想指导下，坚持了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道路，所谓”身在水浒之中，心在朝庭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图“，最后领导义军归顺了朝庭，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并自己走向了绝路。小说在表现宋江等最后被奸臣毒死时，还颂扬了他的忠心不负朝廷，而皇帝也不负忠臣。在主观上只是想表明”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帮“，而不想否定宋江他们的投降归顺，但小说事实上描写了宋江因接受招安而最后走向悲剧，在客观上还是对投降主义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应该说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水浒传 》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但长期以来广大群众之所以喜爱这部小说，不仅仅是由于它宣扬了忠心报国或描写了阶级斗争，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歌颂了英雄，歌颂了智慧，歌颂了真诚。《水浒传》中的不少英雄都”力“和”勇“的象征。他们有的能空手打虎，有的能倒拔杨柳，并且还杀贪官污吏，抵千军万马，一往无前。他们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有勇有谋，出奇制胜，其斗争的计谋和策略实为后人所赞叹。特别是李逵、阮小七、鱼虾知深等一些人物，不拘礼法，不计名利，不做作，不掩饰，”任天而行，率性而动“，保存了一颗与封建理学相对立的”绝假纯真“的童心，更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水浒传》是一部思想内容很丰富的小说。它没有给读者揭示出梁山泊这支队伍的基本性质，没有告诉读者这是一支以什么样的阶级成员为基础构成的队伍，只是着力刻画了一群代表性人物。人们也只能以这些代表人物亦即队伍的领袖人物去理解这支队伍的性质，看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冲突下走上梁山的。
”逼上梁山“是群众形容梁山好汉落草原因的谚语，其实上梁山的并不全是被副的，逼法也各人不同。最典型的当推林冲。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不是城市贫民，更不是农民。由于高衙内企图霸占他的妻子，设计陷害，使他成了囚犯被发配沧州，而后又火烧草料场要置他于死地，”闪得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为了求活他不得不上梁山。逼使他落草的，是大官逼小官的矛盾，与地主官僚压迫农民无关也不是在租税灾害的迫害下无法谋生才铤而走险的农民起义的标准原因，而是任何社会中都有的与对立无关的强者欺凌弱者的现象，同一阶层内部也可以大量发生，打不上什么阶级烙印。那情况与高俅逼走王进一样，是与阶级利害无涉的私人恩怨的爆发。
与林冲出身相似的是曾任殿前制使的杨智。他因失陷花石纲而丢官。如果他要参加起义，正该去参加因花石纲而逼反的方腊队伍。可是他累遭挫折，仍一心想搏得一个封妻荫子。杀牛二事件使他被发配到大名府，而他又甘心为梁中书送赃礼效劳，直到生辰纲丢了，才不得不以到二龙山落草转入梁山。而这也和揭竿起义的农民革命不相干。
鲁智深也是军官，在提辖任上因仗义救人，三拳打死郑屠，官府追捕下被逼削发为僧;后又因仗义救护林冲在东京不得安身，流荡江湖而落草。他的身份与落草的原因也和农民反抗地主的起义无关，倒是因仗义而啸山林这一点却是许多梁山好汉集结的最大原因，称之为”聚义“。那一群侠义之士聚集在一起行义侠之事才是《水浒传》给予读者的最重要的意向，这个意向在小说中压倒一切。
使梁山泊走上兴旺道路的晁盖一伙的入伙起因是打劫生辰纲，这也是江湖上通行的夺取”不义之财“的侠义行为。刘唐的报信，阮氏三雄的撞筹，公孙胜的奔来参加都是冲着”义“字来的。晁盖的身份是当保正的庄主，从江湖上的角度可称得上是”开明地方“;吴用是教书先生，可称乡村贫民;公孙胜是道士，刘、唐、白胜是无业游民，只有阮氏三雄是渔民，可排得上是农民，而且受官腐的捐税勒索。但他们所向往的只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的快乐生活，入伙也是因为有仗义的庄主晁保正牵头。官兵来捕捉的战争中他们还唱着”忠心报答“赵官家”，哪有反王权的气息!《水浒传》少数几个出身农民的也都是江湖气重于泥土气，只有李逵的哥哥还像个农民，偏偏他正是反对李逵落草的。
《水浒传》中的地主，晁盖不必说，史进的父亲史太公，桃花庄的刘太公，宋江的父亲宋太公，孔明、孔亮的父亲孔太公，穆弘、穆春的父亲穆太公，等等，无论从肖像描写还是从性格描写，都是仁善之辈。只有陷害解珍兄弟的毛太公和沂水县陷害李逵的曹太公才是负面形象，而好坏则是以与梁山好汉的关系，即以“义”来划线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地主欺压农民的镜头，作者的标准是义与不义，而不是以地主与农民的对立的关系为准的。
宋江是地主出身的县吏，和江湖好汉结交，仗义疏财出了名，他因通风报信救了晁盖一伙，杀净婆惜(是因救晁盖通梁山惹的因)而出逃，累遭动难，都是梁山好汉仗义营救脱的险，而他仍不肯落草，后因江洲一线，事情闹砸了才上山，终于当上了梁山之主。其他如戴宗、李逵、张横、张顺、石秀、杨雄、孙立、孙新一伙，青洲三山，饮马川一伙等等，也都是慕宋江之义和梁山泊的名声投奔入伙的，连降将呼延灼，关胜也尽是悉于宋江“义气深重”上的山，只有卢俊义是因为山寨慕名邀他聚义不成，才逼他上绝路，营救出来后，感于恩义入伙的。情况虽不同，题目都是一个：江湖义气。
招安以前的历次战争也无不为了“义”。燕顺、花荣等打青洲是为了救宋江，大闹江洲也是为了救宋江，三打祝家庄是因为石秀一伙为祝家庄所困辱，打高唐州是为了救柴进(收呼延灼之战也由此引发)，三山聚义打青洲是为了救孔明、孔亮，打华洲是为了救鲁智深和史进，打大明府是为了救卢俊义、石秀(收水火二将之战是其余波)，打曾头市是为晁盖报仇，打东平、东昌府是因为山寨位置摆不平，为了免伤义气以攻城为卜，打泰安洲是为了策应燕青，闹东京虽算不上战争，也兴师动众，大费周张，只是为保护宋江一伙去东京看灯进行的窥探活动。这些小说中最热闹的地方都是为了表现江湖义气而写的。
梁山泊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简单点说也就是为人间打抱不平。黑暗无能的官府所不能解决的人间不平事，由“义”来伸理，来诛残除暴，这就是“替天行道”的确切含义。“替天行道”是“行使侠义”的另一种说法，是更冠冕的名称。
招安以后虽然称“义”作“忠”，帮朝廷去打别的强盗了，对打击的对象来说可以说很“不义”了，但宋江一伙仍然讲着义气，俨然是宋王朝军队中一支特殊的用义气团结起来的集体，但这时比起占据山寨的时候来，味道已大不相同，似乎有了点缺陷，这也许就是《水浒传》后半部分讲史部分在形象上也差了些的缘故吧。
总之，《水浒传》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广大人民与封建官僚势力英勇抗争的社会图景，不仅使读者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而且更反映了人民力量的伟大，使得这部长篇巨著有着更为深远地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