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及湖南人的精神

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的“湖”是指洞庭湖，“湘”是指湘江。湖湘文化主要是指以今湖南为主体的近代区域文化。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所谓“洪杨之难”，是指洪秀全，杨秀清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与太平军交战中一战成名，由此确立了湖湘文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地位，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举凡一切军国大事，几乎都少不了湖南人的身影。

湖湘文化在近代的发达，有两大源头；其一是传统楚文化的孕育，这是间接源头；其二是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这是直接源头。

湖南曾是楚文化重要腹地，屈原南游沅湘，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尤其是相传作于湖南的《天问》，对宇宙、自然和历史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质问。这种精神后来深深扎根于湖湘文化的土壤之中，可以说，楚文化的因子已逐渐融汇到湖湘文化的小传统之中，成为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湖南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保证了这些楚文化因子不致流失，当近代西方文明冲击湖湘大地时，楚文化因子历久弥珍，喷然而出，焕发出奇异的光彩。

湖湘学派是宋代理学阵营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创始人胡宏，字仁仲，号五峰，福建崇安人，后迁居湖南衡山，隐居衡山20余年，终老于此。张木式，字敬夫，号南轩，今四川绵州人，8岁随父亲张浚到长沙定居，后拜胡宏为师，成为胡宏的得意弟子，其学术思想较之乃师更胜一筹。张木式的名声之大，还引起了另一位大学者——朱熹的注意，由此导致了学术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当时(1167年)朱熹37岁，张木式34岁，却都已跻身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这二位青年才俊，在岳麓书院幽静的环境里，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的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他们的学术讨论是公正无私的，研究探讨的结果是：两人越来越佩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朱张会讲”以及朱熹在岳麓书院的讲学，几乎成为湖湘文化的精神象征。

到了明末清初，湖湘文化中又出现了另一位杰出学者——王夫之。

王夫之生长在湖南，肄业于岳麓书院，他在山长胡道行的教育下，受岳麓学术传统的影响，对宋代湖湘学派大师胡宏、张木式的学术思想极为推崇，并在人性论、知行观及治学思想上直接继承和发扬了湖湘学派的学术宗旨。王夫之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中华文明史上居有崇高地位。谭嗣同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当代学术大师侯外庐先生也认为王夫之的思想，“蕴含了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他不止是将湖湘文化，而且将整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湖湘文化塑造了湖湘士人外倾感应型人格，当面临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时，经世致用的学风使一批湖湘知识分子率先认识到西方物质文明的进步意义。

早在1842年，湖南邵阳人魏源，出于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反思，编写了《诲国图志》一书，详细介绍英、美、俄、西等5大洲90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知识，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他逝世10年后，湖南人曾国藩、左宗棠又率先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付诸社会实践，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1876年，湖南人郭嵩焘被清政府任命为第一

任驻英法公使，他在实地考察西方社会的基础上，率先提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开设议会，实行君主共和制。1895年开始的维新变法运动，湖南人又一次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新文化运动，湖南人易白沙历数孔学辅助帝王独裁，实行文化专制等弊端，提倡“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同竞争而进”，呼唤学术思想自由。1918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等组成以提倡文化革新为宗旨的新民学会，成为湖南五四运动的中坚组织之一。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杰出代表，刘少奇成为共和国主席„„湖湘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民国奇人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无不自负地吟唱道：“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综观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变化，湖南人的所作所为，的确担当得起“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评价。

二、“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当代著名文化散文家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中写道：

岳麓书院存在于世已经足足一千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高等学府

。中国的事，说“老”人家相信，说“高等学府”之类常常要打上一个问号，但这个问号面对岳麓书院完全可以撤销。一千多年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家朱熹、张木式、王阳明，而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可列出一份让人叹为观止的名单，千年太长，光从清代而论，我们便可随手举出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岳麓书院的正门口骄傲地挂着一副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近代湖南人才兴盛，一是得自岳麓书院的培养教育，二是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晚清的崛起。早在湘军创立之初，曾国藩就十分重视人才的遴选，他认为：行军用兵，以得人为第一要义。曾国藩选才不求全责备，只要有一技之长，一节之用，不论年限资历，均在录用之列。

湖南地处内地，所受西方冲击相对较弱，传统的基层社区组织保存较为完整。曾国藩在训练湘军时，首先就把军队制度建立在一种浓郁的乡党亲情氛围之中，士兵将官多是相同地域甚或同乡同里之人。

乡情、亲情、师友之情，三者叠和，使得湘军极具凝聚力和战斗力。随着湘军在晚清的崛起，湖湘人才也开始冲出湖南，走向全国。在湖湘人才中，最多也最具特色的，首先是军事人才。

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学说的影响，近代湖湘人才大多深具务实的学风，他们不善于或不屑于从事抽象的思辩工作，不善于或不屑于从事章句考据之学。在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立节”四不朽中，湖湘人才更看重立功和立德。在他们看来，有功无德是霸才，有德无功是庸才。

左宗棠要求“识得一字即行一字，”评价学问的标准不在于读书多少，而在实践多少，由此

构成一种乡土社区型的文化精神传统，甚至把“老农”推崇到“识字”，读书人之上的地位。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事业相结合，在一般士人眼中不啻为荒谬之举(孔子就曾反对弟子学农)，但在湖湘士人看来，却是极其平常之事。湖南人毛泽东一生崇尚“踏着人生的实际”说话，其著名的“卑贱者最高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大约可以追溯到湖湘文化的乡土精神传统。

湖湘人才讲求实际，热衰于治道政术，但并不排斥探究学问。但他们的治学往往与治术纠缠不清，不象江浙学人在学术研治方面那么纯粹罢了。于实际应用，分不分别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实在关系不大。

中国传统儒学有所谓“内圣”“外王”之学，由“修齐治平”的修养工夫可以达致“外王”的事功。但在近代西方的冲击下，使得原有的“夷夏之辨”所具有的文化优感丧失殆尽，儒士阶层感到无法轻易通过道德“内圣”推导出“外王”事功的陈旧渠道。面对这一亘古未有的巨大冲击，岭南学者康有为、梁启超总是希图在“内圣”方面寻求转换，多在思想领域掀起变革波澜。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第204页。但在湖湘人士看来，国力的强劲轻弱似乎只存留在物质与武力的角逐对抗之中，其中并不涉及道德“内圣”的层面。这种以事功成事实的态度，反而使他们能认识西方物质文明的长处，而不必纠缠于隐藏于物质层面背后的“内圣”因素，从而也使湖湘人士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占得先机。

近代湖南人材辈出及其重要原因 1、漫長古代湖南人才廖若晨星 汉代：蔡伦

三国蒋琬、刘巴； 唐代欧阳询、怀素； 宋代：周敦颐； 元代：欧阳玄；

明代：劉大夏、杨嗣昌、李东阳； 明末清初，王夫之。

佔同期全國的0、77%。与江西比，二十四史有籍贯可考人物5783人，湖南57，占0.88%；江西378，占6、54%

2、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辈出。先后涌现五个人才群体。 一是嘉道年間湖南经世派人才群：

陶澍、贺长龄、贺熙龄、何凌汉、唐鉴、罗绕典、李星沅、劳崇光、常大淳、魏源、汤鹏、严如煜等；

二是咸同年间的湘军集团：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罗泽南、江忠源、刘长佑、郭嵩焘、曾国荃、杨昌浚、杨岳斌、刘岳昭、刘蓉、刘典、李续宾、李续宜、劉坤一、梁錦棠、田忠恕、陈士杰、曾紀澤等等； 時人稱：“中興將帥，什九湖湘。” 三是光绪中叶的湖南维新志士群体：

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杨毓麟、皮锡瑞、毕永年、樊椎、易鼐等； “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

甲午以前“湖南以守旧闻天下”，甲午至戊戌湖南成爲“最富朝氣的一個省。” 四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志士群体：

革命領袖人物：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谭仁凤、刘揆一。革命骨干人物：禹之谟、秦力山、毕永年、刘道一、姚洪业、蒋翊武、刘复基、宁调元、杨毓麟、焦达峰、陈作新； 愛國主義軍事家蔡鍔； 女傑张默君、唐群英；

立宪运动风云人物楊度、谭延闿等；

还有教育、实业、文化人士范源濂、范旭东、王先谦、王闿运等； 五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

萌芽于五四，初成于建党，发展于大革命时期，成熟于土地革命战争，辉煌于抗日与解放战争。

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湖南人五个。

七届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选举毛泽东为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碧时五人为中央书记，湖南人三个。正副秘书长任弼时、李富春，都是湖南人。 七届中央委员44人，湘籍13人，除上述6人外，还有林伯渠（临澧）、醴陵李立三、衡山罗荣桓、桑植贺龙、湘乡蔡畅、麻阳滕代远、长沙徐特立、攸县谭震林，占总数29.%。 七届中央候补委员33人，湖南10人：永兴黄克诚、浏阳王首道、湘乡谭政、陈赓、湘潭刘先胜、会同粟裕、浏阳王震、宋任穷、宜章张际春、长沙肖劲光，占总数的30.3%。 在中共有一批著名的老革命家，号称“五老”。苏区时期是董必武、徐特立、何叔衡、林伯渠、谢觉哉，湖南四人。延安时期吴玉章取代何叔衡，仍是五个，湖南有三。 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63人，湖南11人，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六人，刘少奇是其中之一。除毛、刘外，还有贺龙、林伯渠、彭德怀、罗荣桓、李立三、徐特立、蔡畅、李烛尘（永顺）、程潜（醴陵），占总数的17.5%。

民主革命时期，湖南涌现出一大批战功卓著的军事家，1955年被授予元帅和各级将领军衔者有187人，其中：

元帅十人，湖南有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

大将十人，湖南有六：会同粟裕、永兴黄克诚、湘乡谭政、长沙肖劲光、湘乡陈赓、长沙许光达。

上将五十七人，湖南二十人。即浏阳人王震、宋任穷、杨勇、唐亮、李志民，醴陵人杨得志、宋时轮、陈明仁，平江人苏振华、钟期光、傅秋涛，汝城朱良才、李涛，宁乡甘泗淇、陶峙岳，郴州邓华，安化李聚奎，嘉禾肖克，湘潭彭绍辉，永州人李达。占了35.2% . 中将175人，湖南45人，占25.6%。 少将792人，湖南129人，占16.2%。

在民主革命的艰苦岁月里，还有大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先烈。其中有著名的湖南籍革命家蔡和森、向警予、何孟雄、邓中夏、夏曦、左权、黄公略、何叔衡、夏明翰、毛泽覃、毛泽民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有一批湖南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哲学家、革命文学家、艺术家。翦百赞、吕振羽、向达、周谷城、杨东莼、刘大年、黎澍、李达、丁玲、田汉、夏衍、周扬、周立波、欧阳予倩、萧三、张天翼、等。此外，还有著名画家齐白石，语言学家杨树达、黎锦熙，哲学家金岳霖、贺麟等。

还有一些早期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革命家，经过了曲折和反复，有的走向反面，如周佛海；有的终成正果，如李达、李立三、罗章龙。

近代以来佔同期全國人才的11、22%。军政人才则首屈一指。

谭其骧：“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3、近代湖南人才蔚起之原因

首先，湖南人的基本素质和特殊性格是人才蔚起的基础。两次大移民，血緣族緣，特性：尚氣、強悍、霸蠻、“騾子脾氣”。

其次、湖南建省、南北分闱为湖南士子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机遇。 第三、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是湖南多军政人才的重要原因。

第四、重教向学之风极盛，促使湖南教育事业及留学迅速发展，为湖南人的成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五、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为湖南改天换地的军政人才提供了现实舞台。

第六、人才链的师承效应、期望效应、共生效应也是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成因 湖湘文化传统是近代湖南人材辈出的十分重要的原因。 二、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

1、湖湘文化的概念，湖湘文化是在今天湖南這塊土地上逐步形成起來的帶有鮮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它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由湖南人和流寓湖南的外省人共同創造的。 2、湖湘文化的源头：楚文化。

3、湖湘文化的发展，宋代，湖南出了一人、一楼、一书院、一学派。 4、元明時期湖湘文化的低迷與復興 5、王船山与湖湘文化的形成。 6、湖湘文化在晚清时期的辉煌。

三、湖南人的精神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湖南人精神）

文化精神是指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所特有的精神取向和精神风貌，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行为观念总和。

那么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呢？ 这在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综合各学者的观点，加之我的思考，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兼收并蓄 具体可分为：

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独立根性

有人说，这种精神可用一个“蛮”字概括，辛亥革命时期湖南志士杨毓麟将这种精神特质概括为“独立根性”，他说湖湘文化“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它省之外。”如周敦颐“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息让经纬成一学说遂成两宋道学“不祧之祖”，“王夫之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宋儒，自立宗主”。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在辛亥革命之前对孙中山精诚合作，在国内埋头苦干，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对孙中山宣誓效忠，黄兴坚决反对。在湖湘这块热土上代代传承，经历千年的漫长岁月而今不息。从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直到毛泽东等等，这些湖湘人行事、性格中无不深深浸染这种“独立根性”精神。 二、心怀天下，勇于献身的爱国精神。

最早在湖湘大地奏响爱国主义乐章的是屈原，他在担任楚国左徒期间，积极向当政者提出了不少改革内政、修明法度、发展经济的主张。屈原遭放逐后，不愿和当政同流合污，楚国灭亡后他在汨罗江投水自尽，以身殉了他的爱国主义。

西汉初期政治家贾谊受朝廷排挤，被贬长沙，他想起自己经历相同的屈原，写下了《吊屈原赋》，对屈原表示哀悼，身不在其职，仍向文帝上奏折，阐述自己的治国方略。

南宋时期，这种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当时是宋金交战、国家危亡、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湖湘人士坚决反金，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在向宋钦宗所上

的《时政论》中就坚决主张抗金，收复失地，胡宏在上高宗书中对朝廷的步步退让极为不满。甚至痛斥最高统治者“顾虑畏惧”，朝臣“欲偷安江左，贪图荣辱”。胡宏弟子张栻就曾跟其父张浚北伐。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则在明朝灭亡、清朝追剿农民起义军余部和南明朝廷进入湖南之际，挺身而出，毅然举义兵于衡山，组织抗清斗争，失败后著书立说，实诚“六经责我开生面”的重任，以寄国家之仇，终不做清朝统治下的臣民。 近代湖南人士为了最终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目的，注重把抵御西方侵略和向西方学习结合起来，焕发出了一种百折不挠和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例如：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开明宗义地揭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更是推行了洋务运动。尤其是左宗棠在古稀之年还出兵新疆，完成祖国统一。早年战败后，谭嗣同本可逃过劫难，却甘愿赴死。他慷慨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之中国未有闻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辛亥革命时期，无论是在思想界理论领域，还是在斗争实践方面都涌现了一批英雄人物，如宋教仁、黄兴、刘揆一、陈天华、刘道一等，。五四运动文化运动时期，在岳麓书院弟子杨昌济先生经世济国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湖南人士乘势而起，他们创立新民学会，继承湖湘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传统，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格”为宗旨，为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传播作出了极大贡献。

关注现实、体现结合的经世学风

所谓经世致用，又称通世济用，即理论与实践结合，，这是儒家的一种优良作风，经世就是经邦济世，致用就是学术研究中应当为治理事务服务具体表现为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③注意联系实际，学于致用

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学风，可以上溯到先秦汉唐时代，战国的屈原，西汉的贾谊，其学问文章与安邦济世的报复，忧国忧民的心怀，理想的追求实践浑然一体，他们是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学风的先行者。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泽被后世；三国的蒋琬，以实干精神而为诸葛亮赏识：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学问高文章好，忧国忧民振时济世，推动了经世致用学风在湖湘文化中的发展。

到了宋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学风正式形成，胡安国、胡宏父子、张栻不断丰富了它的精神内涵。南宋之后这一思想得以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明清时期，王夫之追求济世实践，陶澍、魏源、贺长龄积极践行经世致用，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经世学派。到了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这种学风为杨昌济等继承发扬，并对毛泽东、蔡和森等新一代湖湘文化代表人物产生了积极影响。

实事求是，琴面笃实的务实作风

湖湘文化的求真务实的精神由楚文化发展而来，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湖湘人。（在此将不做详细介绍）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创新意识

在长期历史发张过程中，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主要体现为一、不同名族的融合：例如上古华夏文化和三苗文化，先秦楚文化好汉、苗、瑶、土家、等少数名族的交流

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这既包括不同地域文化交流，也包括和其他文化的交流 不同学派的交流，例如法家，道家、儒家，宋学和汉学的沟通和融合 自强不息，坚韧不磨的奋斗精神

陈独秀对湖南人这种精神风气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湖南人精神是什么?‘若到我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来做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破带着冰蹄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坚韧

不拔的军人！”

这种精神和经世致用的传统结合，是湖湘人物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产生出“舍我其谁”的高度自信。

湖湘文化的繁荣孕育了大批湖南英杰，这些湖南英杰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湖南人的精神。 对于湖湘文化精神的概括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 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 我的概括是：经世、爱国、务实、奋斗

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文章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要讲一下杨度的《湖南少年歌》，1903年发表于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上，其中有几句这样写道：

“如今中国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如今中国是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表达了湖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感人至深，影响很大。

陈独秀在文章中写道，湖南人的这种精神不是杨度说大话，而是可以拿历史来证明的。他一连举出了几个确凿的历史事实，指出：

“两百多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十几年前的黄克强，带着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陈独秀进一步指出，湖南人的精神是一种“奋斗造桥的精神”，“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使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伟大精美得多。”

历史事实已经表明，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扬了湖南人的奋斗造桥的精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们所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座桥，确实比他们的前辈所造的桥，要“伟大精美得多”。 四、湖湘文化的转换

湖湘文化实质上是在农耕社会中形成的文化，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人才结构不合理，多军政，少工商。

湖南人的性格强悍、霸蛮、尚气有为，但有缺陷，不能虚衷受益。 革命性强，斗争性强，政治性强，必须向经济建设和市场文化转变。要讲沟通、妥协、互利、双赢和包容。

时代变了，历史上形成的湖湘文化也必然要转型。但历史又不能割断，湖湘文化的辉煌至今还鼓舞着广大湖南人士。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发扬经世、爱国、务实、奋斗的优良传统，克服湖湘文化固有的缺陷，实现现代转换，争取新的辉煌。有人提出当代湖湘文化应该实现10大转换，即：

政治文化向经济文化转换； 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转换； 人治文化向法治文化转换； 封闭文化向开放文化转换； 崇官文化向崇商文化转换； 军事文化向产业文化转换；

游击文化向集团文化转换； 争斗文化向和合文化转换； 自负文化向自信文化转换。 清末湖南學者葉德輝說：“湘學肇于鬻熊，成于三閭。”鬻熊是戰國七雄之一楚囯的開國先驅，三闾是三闾大夫，屈原，湖北秭归人。出身于楚国贵族，司马迁说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为楚怀王左徒和三闾大夫，曾扶助怀王内修政治，外抗强秦。他起草法令推行政治改革，主张张明法度，任用贤能。受到上官大夫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遭谗去职。后长期被流放于沅湘一帶，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先后写下了二十多篇楚辞作品，诸如《离骚》、《九歌》、《九章》、《招魂》、《天问》等，楚辞按其名称本义而言，是指楚地的歌辞，是具有浓厚楚地色彩的新诗体。汉成帝时期学者刘向整理古代文献，将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人仿效这一文体的作品汇编成集，称为楚辞。楚辞在汉代又被称为“赋”，文学史上称之为“屈赋”、“楚赋”“骚赋”。因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在文体分类上人们习惯称之为“骚体”或“骚”。楚辞作为一种新体诗歌，是屈原的伟大创造。屈原借鉴传统形式，又吸收楚地民间文学楚声、楚歌、乃至巫歌的丰富营养，加以推陈出新，使之与代表中原文化的《诗经》双峰并峙，这是屈原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杰出贡献。屈原的《离骚》表现了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和追求真理的顽强精神，比如，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歌颂威武不屈的人杰鬼雄：“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都已成为千古绝唱。

关于楚文化和屈原，梁启超在其著作《屈原研究》中深情写道：

“那时的楚国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里头刚刚成长的新分子，好像社会仲裁成年的新青年。从前楚国人本来是最信巫归底民族，很含些神种意识和虚幻理想，像小孩子喜欢虚构的童话，到了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会发出新东西来。”这种新东西的突出体现就是屈原赋二十五篇为代表的楚国文学，（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其篇书是二十三篇）屈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屈原的作品大都是在流亡沅湘一带的十年中写成的。最后又在湖南的汨罗投江殉国。梁任公评论说；：“我们这位文学老祖宗留下二十多篇名著，给我们民族诺打一份遗产，它的责任算是全尽了，末后加上这汨罗一跳，把他的作品添出几倍权威，成就万劫不磨的生命，永远和我们相摩相荡。屈原不死，屈原惟自杀故，越发不死。”

屈原死后一百多年，出现了汉初著名的政论家贾谊，被砭到长沙担任长沙王吴产的太傅。 贾谊，世称贾生，河南洛阳人。18岁时以能诵诗书又善文章而闻名于河南郡，为郡人所称誉，并为郡守吴公所器重。吴公升任主管全国司法的廷尉之后，力荐于汉文帝，说贾谊年纪虽轻，却通宵各家各派的著作，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被任命为议论朝政、制定礼法的博士，年仅20岁。贾谊以其卓越的才华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人们爱称其为“洛阳少年”。也受到汉文帝的赏识，被破格提拔为掌管议论国家大事的太中大夫，提出过许多建议，并为汉文帝所采纳。他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写了《过秦论》、《治安策》、《大政》、《阶级》、《权重》、《藩强》、《俗激》等一系列著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治主张。西汉学者刘向将其比肩于伊尹、管仲，将其著作集为《贾谊新书》。贾谊在太中大夫任上，表现了卓越的才能，但因其年轻气盛，直言敢谏，触怒了朝中权臣周勃、灌婴、张相如等人，受到排挤、毁谤，渐被文帝疏远，贬为长沙王太傅。在到长沙的途中，经过湘江，贾谊想到屈原，触景生情，以激愤忧伤的心情，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追悼先贤，以泄愤怨。在《悼屈原赋》中，愤怒控诉社会之不公，是非之不明。他说，高贵的凤凰被逼到地上抬不起头，而猫头鹰一类丑恶

的鸟雀洋洋得意，在高空中任意飞舞。真正的好人受到侮辱，卑鄙的小人反受到重用。处在这种好坏不分、是非颠倒的社会环境之中，绝不应向恶势力低头，也不能委屈求全。要像凤凰高高飞翔，要像神龙到海底深藏，再找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从中可以看出贾谊的高洁品德和不满现实的反抗精神。 贾谊和屈原處於不同時代，但是他们卻有很多共同之处，司马迁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作《史记》是把他們合在一起，撰成《屈原贾生列传》。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三年，他忧国忧民，也忧自己的前途，甚至忧虑自己的寿命。四月的一天，一只服鸟飞进了贾谊的房子。他疑心自己寿命不长，于是写下了十分伤感的《服鸟赋》。他要服鸟告诉他吉凶祸福，并借服鸟之口说明万物变化无常，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命不可说，孰知其极？前173年汉文帝诏贾谊回长安，向他询问关于鬼神的问题，不久将其派到文帝儿子梁王刘胜那里做太傅。贾谊因而有所振作，不断向文帝上书言事，四年之后，梁王堕马而死，贾谊陷入悲伤愁苦之中不能自拔，不到33岁，就英年早逝。作为一个杰出的政论家，加以的政治思想是非常丰富的。

他主张以民为本，以禮治囯，慎重刑赏，重视教化，“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弱化地方割据势力。

贾谊的政治思想，特别是民本、礼治、德化、强干弱枝等主张对曾国藩有着深刻影响。 湖湘人士大都视自己的家乡为“屈贾伤心之地”，并以承继“屈贾流风遗韵”而自豪。 魏源写《过洞庭》诗云：“积水何年始，下连南极深。纵浮吴楚去，难尽屈子心。”郭嵩焘写过许多记念屈原的诗赋、联语 谭嗣同《画兰》诗云：“雁声吹梦下江皋，楚竹湘妃起暮涛。帝子不来山鬼哭，一天风雨写《离骚》。”

陈天华滔海渊源于屈原的自沉汨罗。 彭超的遗书亦以屈子之自沉汨罗为榜样。

向警予长沙读书时作文《湖南地型记》云：灵均虽渺，“流风余韵，久沁心脾，异日者又恶知夫湖南之果不为中国之普鲁士也。”，（第2页）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即深受屈原影响。她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了《离骚》和《九歌》的全文，1918年作七律《纵宇一郎东行》中云：“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诗中称颂屈原贾谊的才智与精神。纵宇一郎即罗章龙，罗赠毛泽东的诗中亦有“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之句。他们都把屈原视为精神偶像。直到晚年，毛泽东一直喜欢阅读和研究楚辞，特别是《离骚》。据《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记载：“1957年12月，毛泽东曾要求我们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著作尽量收集给他。我专门请何其芳裂了一个书目，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各种有价值的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五十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以后他又在1959年、1961年两次要《楚辞》，1961年6月16日，他还特别指示要人民文学影印出版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楚辞中，毛泽东尤爱屈原的《离骚》，1958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篇《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离骚》是一篇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对于光明和理想的追求，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正是这些，吸引着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到晚年。” 可见，楚文化、特别是屈原的人格与精神是湖湘文化的源头。讲湖湘文化不能不从屈原讲起。 3、湖湘文化的发展，宋代，湖南出了一人、一楼、一书院、一学派。

一人，周敦颐，字茂叔，湖南道州人，晚年讲学于庐山濂溪书堂，世称濂溪先生，其学被称为濂学。著有《太极图说》《通书》，探索宇宙本源，描绘了一个从无到有、阴阳对立、五行相生、变化无穷的宇宙生成图式，提出了一系列哲学范畴和理学命题，诸如无极、太极、动静、性命、阴阳、五行、生死、善恶、以及诚、敬、中和等等，上乘孔孟，下启程朱，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

一楼，岳阳楼，建于北宋庆历五年，即1045年，藤子京修书，范仲淹作《岳阳楼记》。突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精神。曾国藩即受其深刻影响。他写《圣哲画像记》。为三十二圣哲画像，其中就有“葛陆范马”。致诸弟书云：“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尧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一书院，岳麓书院。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建立，后不断扩建，真宗御书匾额，康熙：“学达性天”，乾隆：“道南一脉”。倡导“礼义廉耻”“实事求是”“道中庸”“严肃整齐”“慎独”“诚敬”等。理学气息，文化氛围，湖湘人才摇篮，号称“千年学府”。

一学派，即湖湘学派。创立者为闽人胡安国、胡宏父子，重要传人是四川绵竹人张栻。这一学派的特色是：

湖湘学派的主要特色有五：

一是把天道與人道結合起來，追寻宇宙的大本大原，將“性”作爲“天下之大本”，以“性”解釋“天地之所以立”。南宋理學的各種派別都在探討宇宙之本源，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宇宙本體論。朱熹一派以“理”為宇宙本體，所謂“理本論”，主要從客體意義上解釋儒家倫理，將儒家倫理上升為先天的理，即天理；陸九淵一派以“心”為宇宙本體，所謂“心本論”，主要從主題意義上解釋儒家倫理，將儒家倫理視爲發自于人們主觀内在的本心。湖湘學派與上述“理本論”和“心本論”不同，提出“性本論”，將“性”視爲宇宙本體。胡宏說： “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知言疑義，胡宏集，328） “性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同上，333） “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同上，28頁） 張栻說：“太極，性也。”（南軒文集，答周允升）

“性”原本只是一個討論人性的範疇，胡、張等人把它發展成爲一個宇宙本體的範疇，將性視爲具有萬理、化生萬物的“太極”，把“性”看成連接天、人的中介，即具有天理的客觀意義，又具有人心的主觀意義。可見，湖湘學派的性本論實際上就是把天道和人道統一起來所建立的宇宙本體論。

二是把形而上與形而下結合起來，強調道器不可分離。這是湖湘學派的另一個特色。 宋代理學家都將世界分爲形而上與形而下兩部分，形而上者是道，是太極；形而者是器、形、物和氣。湖湘學將“性”也納入形而上的範疇。並以形而上的道、性和太極作爲宇宙本體。但是湖湘學派的特色在於，他們反對將二者割裂開來，反對“離形以求道”的觀念，認爲形而上存在于形而下之中，二者不可分離。他們指出： “性外無物，物外無性。”（胡宏集，6頁）”

“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有風之有動，尤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胡宏集，4頁）

“道不離形，特性而上者也；器異于道，以形而下者也。”（南軒易説，卷一） 湖湘學者肯定形而上的道、性與形而下的器、物是不可分離的。器是指物質世界，“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也。”（南軒易說，卷三）道是物質世界的本質和運動規律。胡宏說：“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陰，陰-陽，此太和所以為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謂也？謂太極也。”（胡宏集，第32頁、41頁）陰陽二氣屬於形而下的器物世界，形而上的道、太極、太和則是陰陽之氣的運動規律，故而只能存在于器物世界之中。强调一阴一阳之謂道，也就是肯定对立统一是萬事萬物的運動規律。 三是理欲、義利之辨有自己的思想特色。

理慾和義利之辨是中國思想史上長期爭論的問題，儒家、特別是理學家一直以存理窒慾、重義輕利爲其價值取向。湖湘學派對此作出了自己獨到的闡發。

胡宏否定理和慾、天理和人慾的兩極對立，認爲天下之大本的性既體現天理，也體現人慾，提出了“天理人慾，他同體異用”的命題。指出：“天理人慾，同体異用，同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也。”（胡宏集329頁）他將人的性体比作水，而人之心、人之情、人之慾則如水之下、水之瀾、水之波浪。其本體都是水，心、情、慾是天理還是人慾，只是已發之後的功用不同，他認爲，符合道德的天理和不符合道德的私欲，要看一個人的感性心理喜怒哀樂已發之後是“中節”還是“不中節”。他還說：“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慾可知。”（胡宏集，330頁）這就是說，區別理慾，只看是否中節，是否有度。這是有其合理性的。

張氏把義利之辨與理學家常講的天理人慾之辨統一起來，認爲義即“天理之公”，而利則是“一己之慾”，義利、理慾、公私，顯然是對立的。但張氏對義利、理慾、公私之別作了富有特色的理論概括。他以道德實踐是不是“有所為而然”區別義利、理慾的根本標準。他說：“無所謂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慾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有所為然還是無所謂然，指的是行爲動機是否純正，是否懷有私心雜念。 四是把体與用、内聖道德與外王事功統一起來，追求“明体達用”之學，注重經世致用，是湖湘學風的重要特徵。

以天道解釋人道，強調心性哲理的思辨，凸顯内聖道德的修養是宋代理學的重要特徵。但是一種傾向會掩蓋另一種傾向，人們大談“天道性命”，卻產生了流于空談的情況。多尋空言，不究實用，平居高談，臨時茫然，所在多有。在這種情況下，湖湘學派堅守儒家的务实品格，旗幟鮮明地反對“多尋空言，不究實用”的傾向，堅持内聖品德與外王事功的統一，追求明体達用之學，認爲聖人之道，有体有用：“學聖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無用，與異端何辨？”（胡宏集，131頁）這裡所說的体，就是聖人内在的道德本体，而所謂用，就是經世致用，建立事功。誠如胡宏所說：“口誦古人之書，目睹今日之事，心維天下之理，深攷撥亂致治之朮。”正因爲如此，經世致用，康濟時艱，成爲湖湘學派的治學宗旨。 胡宏治學的著眼點集中于研究國家治亂興亡之道。在他看來，“知亡者，然後可與圖存者也；知亂者，然後可與圖治者也。”他通過研究，寫出治國方略《中興策》，並多次上書皇帝，提出自己的忠言讜論，主張改革弊政，富國強兵。他指出，“治道以卹民為本。而卹民之道，必先除奸惡，然後善良得安其業；而除奸惡之道，則以得人爲本也。”（胡宏集，118頁）他主張“保民如保赤子”，“為治安立生葉，勸其耕耨，平其收斂，哀其憂而賀其喜，使之生足樂而死無憾”(同上，119-120頁)要以仁心施仁政，”“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推食食之。”（19頁）

張栻也具有強烈的民本思想，特別關注“得民心”之事，關注國計民生的“經濟之學”。張氏繼承其父張浚的抗金遺志，“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為己任”，積極主張“修政立德，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戰守”，並以岳麓書院為基地，培養大批愛國志士。前面提到的一大批以吳獵、趙方為代表的岳麓書院著名學生，都在保衛中華民族的英勇鬥爭中做出巨大貢獻，《湘學略》的《南軒學案》稱，“南軒岳麓之教，身後不衰。宋之亡也，岳麓精舍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無算。”這就是說，在湖湘文化發展到湖湘學派這一個階段，經世致用、爲國捐軀就形成為它的一大傳統。

五是知行关系上，主张知行互发，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然后力行。 胡宏很強調知的重要性，認爲：“大則知乎！天下萬事，莫先乎知。是以君子必先致其知。”又說：“不知天道，是冥行也。冥行者，不能処己，焉能處事？”他更強調後天學習的重要性，指出：“人雖備天道，必學然後知，習然後能，能然後用。”在胡宏看來，知與行雖有先後，但知與行是合一的。他說：“道學須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然後力行，則不差耳。”

“故務聖人之道者，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見，方力行以終之。”又說：“學也，行之也，行之行之又行之。”《胡宏集》43、28、11頁。

張式在胡宏知行觀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知行互發”的思想。他說： “致知力行，互相發也。蓋致知以達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南軒文集，送鈡蔚序。）從而揭示出人們的認識是一個知與行相互促進的過程。

不僅如此，他還論證了人的認識是在“行”的過程中不斷由淺入深、由粗至精的向上發展過程。

“始則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近，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論語說敍)

朱熹肯定湖湘學者“知先行后”的知行觀，同時批評“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乃是“湘中學者之病”。從朱熹的批評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重實行、重踐履、务實際正是湘中學者的一大特色。

五、元明時期湖湘文化的低迷與復興 元代湖南地區的文化教育不及宋代發達，科舉考試中進士者143人，比較著名的人物有詩人和史學傢瀏陽人歐陽玄，曾授湖廣省右丞。還有詩人李祁（插令人）呼天游（岳州人）史學傢琛任子（茶陵人）經學傢陽輈（慈利人）唐彌昌（劉陽人）歐陽龍生等。整個説來，元代湖湘文化處於低迷時期。

明代湖南地區仍屬湖廣省管轄，共有七府八州五十六縣，還有十八土司。明太祖特別重視學校教育，他認爲，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大力倡導各機官學的發展。令全國各郡縣皆立學校，府州縣學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國子監生“厚給廩餼，嵗時賜布帛文綺，襲衣布靴”，還供養諸生妻子，助其婚娶，並規定“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勿得與官。”在這種背景下，湖南官學得到了普遍發展。洪武年間即大量恢復和重建了各府州縣原有的學宮，隨後又增設與興修了一批縣學和府學。明代中葉湖南各府州縣還創建了一批新的書院。諸如，善花惜因書院、湘陰昂高書院、寧鄉與山書院、茶淩雲亞書院、蜜江書院、衡山文昌書院、文定書院、集賢書院、東廓書院、甘泉書院、南岳九龍書院、耒陽白氏書院、永州宗濂書院、東岸清溪書院、寧遠會濂書院、寳慶愛蓮書院、城南書院、新化文昌書院、武岡鰲山書院、花容尤峰書院、辰州崇正書院、沅陵虎溪書院又名陽明書院、沅州明山書院又名文清書院、桂陽蒙泉書院等共計26所。

由於教育事業的發展，明代湖南通過科舉成爲進士的人大量增加，据《湖南通史》的初步統計，明代會試凡82場，湖南進士題名的共541人，其中狀元一人，華容黎淳；亞魁一人，安仁鄧偉奇；探花一人，臨武曾朝書。這些進士眾官居顯位並對時局產生重大影響的有：弘治、正德年間的兵部尚書劉大夏（華容人），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茶陵人），嘉靖年間的太子太師、左柱囯、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巴陵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茶陵人），崇禎年間的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入參軍機掌兵部事宜的楊嗣昌（武陵人）。

在文學藝術方面，茶陵劉三吾、湘陰夏原吉、攸縣王偉等都有所建樹。李東陽及其爲首的一批詩人形成具有全國影響的“茶陵詩派”。明史稱，“弘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xi）然宗之。”李東陽一生著述宏富，有《懷麓堂全集》100卷，包括詩30卷、文60卷、雜稿10卷。1983年岳麓書社點校出版，更名為《李東陽集》。

诚如晚清湘籍经学家皮锡瑞所说，出现了“骎骎始盛”的局面。

“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至元欧阳原功、明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昌诸人，骎骎始盛。”这时就湖南自身而言的。就全国而言，据张步天《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一书统计，明代湖南列传人物27人，占全国的1、54%；进士及第427人，占全国1、9%。

明代湖南文化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王阳明学说在湖南的传播。

王阳明，原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学者，因筑书室于其会稽山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王华，状元，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王阳明生当大明中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崩颓之时，仅就学术而言，当时的士大夫尽管都读宋代五子之书，但多数不过以为猎取声名利禄的途径，实际上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有见于此，王阳明以天下为己任，起而校正之，他一生做了三件大事，一是镇压江西、广东、福建等地的社会动乱；二是平定了宁王宸濠的反叛；三是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发展成独树一帜的阳明学，受到当时及以后广大士大的推崇，被视为“文事武备”兼具的“儒家第一流人物”。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号文成。

阳明学说渊源于南宋陆九渊，并有所发展，后人称陆王心学。陆九渊不同意朱熹以理为本、格物致知的说法，认为天理就在人心之中，主张“以心为本”“理存心中，不必外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阳明对朱熹的理学多有批驳，其心学的主要内容可用十个字加以概括，即“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

王阳明“心即理”的思想是陆九渊心学的继续。陆说“万物皆备于我”“心即是理”，王以此为起点，发挥说：“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他还把心，也就是“我的灵明”看成是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就是物，心就是理。

心之知和心之行是一致的，知与行原本就是一个功夫，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有知便有行，有行便有知，知行是合一的。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兼恶臭是知，恶恶臭是行；见好色是知，好好色是行。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解释“知行合一”时说，知行两个字，原是一件东西，事到临头，良知自有主宰，善使知善，恶使知恶，丝毫瞒他不得，世未有知而不行的，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如小孩看见到火，伸手去摸，成人决不去摸，因为成人知道烫人，小孩不知道烫人。又如，桌上放好臭鸭蛋、臭豆腐，不恶恶臭的人吃，恶恶臭的人就不吃，只许你一知道，要吃或不吃，立即可以决定，这便是知行合一。朱子以为先要致知，然后实行，把做学问的功夫，分成两个橛，阳明主张，方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方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只是一件，决不可分。阳明教人下手方法与朱子教人下手方法不同。

知行合一的目的是要致良知。致良知是王学的核心。他自认为是操舟之舵，是成贤成圣的关键，是“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 何谓良知？何谓致良知？孟子说过，“人之所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人生而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仁、义、礼、智四善端，扩而充之，可以事父母，足以保四海。王阳明说：“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他指出，良知是有的，问题在于很多人“不能致之耳”。《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王氏认为致知就是为善去恶，就是格物。他曾说过“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难就难在“不能致”。心中贼就是良知之贼，即以自己为本为的“成见”和“私欲”，所谓致，就是致力于去恶的意思，就是扩充善良的意思。他说：“《易》谓‘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又引《大学》“诚其意者勿自欺也”的说法，将“致良知”解释为“诚意的功夫”，“不欺良知”。也就是一切言论行动要服从良知的命令，对心中之贼要下很大的“洗涤”和“克治之功”，把成见、私欲剪除净尽。他引《大学》“所恶于上，勿以使下”，指出“‘所恶于上’是良知，‘勿以使下’是致良知”。也就是说，良知是知，致是行。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有四句话，可以概括他的学说，即有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为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人心的本体是无善恶的，意念发动时才有善恶之别，“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也就说，是善是恶自己的良知是知道的。

而能自觉地为善去恶便是致良知，便是格物致知。由于致良致的致不同，可以区分出人格之高下。

阳明的学说，旨在教学者立志成为圣贤。他说：“君子之学，无时无处不以立志为事。”要立“必为圣人之志”“求真为圣人的心”，“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在阳明看来，虽分量不同，只要都能“纯乎天理”，“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所以，“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圣贤质同而量别，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 关于阳明学在湖南的传播情况，《湖南通史》有专门小节介绍，1507年王守仁因触犯刘瑾贬谪贵州龙场驿丞，三年后还京，前后两次在湘讲学，1539年王门季本任长沙知府，接着王门弟子罗洪先、张元忭、邹元标先后在岳麓书院将手阳明学，有力地推动了王学在湖南的传播，但他们在湘讲学，亦多兼收程朱，注重实用之学，纠正王学末流之空疏，强调经世致用。罗洪先就十分典型，他被当时学人奉为王学正宗，任公也称其最得王门真谛，他在讲学中强调阳明“良知”的要义，认为“良知”二字是阳明先生一生经验的积累，是得之于身而后“使发于心者”，阳明一生行事皆与其良知相应，“一与所知不应，即非其本旨矣”。罗洪先同时又对天文、地志、边塞、战阵等经世致用之学无不精究，对国计民情十分关切。《湖南通史》的作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传播于湖南的王学，实际上已是被湖湘学改造了的王学。 阳明学在明代是显学，“在近代学术界极其伟大”，对后世颇有影响，对湖湘世人亦具有极大的感召力。

魏源“人之心即天地之心；”“方寸撑尘寰”，“去人心之积患”（除寐患、虚患） 曾国藩的“已诚为天下倡”；“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但问耕耘，不问收获”； 左宗棠：“天下之盗贼易去，心中之盗贼难除”。“神明之在吾心”“心圣贤之心”“能克己者，必能克敌”“心忧天下，神交古人”，只要精诚笃道，就“无不可办之事，无不可为之时”。 宋教仁“吾人当服膺之不暇”，“克复之功”“进德之功”“一转念间，不为圣人，即为败类”；“但求于我心之良知无愧”“无善无恶是物，有善有恶是知，审善辩恶是格，为善去恶是致。” 蔡锷的“耿耿精忠之衷”；

毛泽东早年强调“文明其精神”，后来主张“人要有一点精神”，强调“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人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六、王船山与湖湘文化的形成。

王夫之生平事迹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自称船山遗老，后人尊其为船山先生。船山的家世与师承：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王朝聘“以真知实践，为湘南学者”，叔父王庭聘，哥哥王介之、王参之都是书生。王夫之七岁读完《十三经》，十四岁中秀才，曾就学于岳麓书院，二十四岁与大哥一同考中举人。其时，闯献造反，天下大乱。张献忠率军攻入衡阳，招请王氏兄弟，夫之逃匿衡山。献忠执王朝聘，要他命王氏兄弟出来扶助，朝聘不允，并准备自缢。船山闻讯，剐面刺腕，叫人抬到张军驻地，又谎称其兄已死，自己已不堪任使，张献忠才允许其父回去。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贞自缢煤山，王闻讯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韵，吟罢辄哭。1645年清军攻入南京，南明福王宏光政权覆亡。王船山写《续悲愤诗》一百韵。1646年清军攻入福建，南明隆武政权覆灭，王写《再续悲愤诗》一百韵。1648年王船山30岁时与友人在衡山举兵抗清，旋即失败，遂偕侄儿投奔南明永历政权，坚持反清斗争，抗清将领瞿式耜si推荐他出任永历朝行人司行人。瞿式耜兵败殉难后，他知事无可为，右手人排挤，秘密返回湖南，但誓不降清，亦不剃发，浪迹湘南，变姓易服，自称徭人，“栖伏林谷，随地托迹，以至于殁”。1661

年清军攻入缅甸，永历帝被杀，王船山作《三续悲愤诗》一百韵。自此，自称“南岳遗民”、“亡国孤臣”，字题墓碑曰：“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自题墓铭曰：“抱刘越石（刘琨）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邱，固衔恤以永世。”嘱咐其子“不可增损一字”，并要求他们“老而好学”，“勿庸问世”，“背此者自昧其心”。刘继庄说他：“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赞曰：‘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广阳杂记，卷二）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二病逝，终年74岁，“完发以终”。 王夫之的主要著作据有人统计，约有一百余种、四百余卷、八百余万字；流传至今者，还有七十三种，四百另一卷，四百七十余万字，一百多种版本。1996年岳麓书社出版《船山全书》共十六册，主要有：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尚书引义，尚书稗疏，诗经稗疏，春秋稗疏，四书稗疏，礼记章句，四书考异，四书笺解，四书训义，说文广义，读通鉴论，宋论，张子正蒙注，思问录，黄书，噩梦，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相宗络索，楚辞通释，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姜斋文集，姜斋诗集，姜斋词集，姜斋诗话，等等。唐鉴《学案小史》称其云：”“先生理究天人，事通古今，探道德性命之源，明得丧兴亡之故，流连颠沛而不违其仁，险阻艰难而不失其正。穷居四十余年，身足以砺金石；著书三百余卷，言足以名山川；遁迹自甘，立心恒苦，寄怀弥远，见性愈真。奸邪莫之能撄，渠逆莫之能摄，嵚崎(qinqi)莫之能踬（zhi），空乏莫之能穷。先生之道可以奋乎百世矣。”

王夫之的学术趋向，人们有不同的说法。王（吾文yu）说他父亲：“守正道以屏邪说，则参伍于濂、洛、关、闽以辟象山、阳明之谬”，唐鉴也说他“由关而洛而闽，力诋殊途，归宿正轨。”不少学者还认为船山思想渊源于《正蒙》。梁启超则说：“非朱非王，独立自成一派。他这一派，叫着湖湘学派。”

实际上，船山确实尤神契张子《正蒙》一书。“谓张子之学切实高明，以《正蒙》一书人莫能读，作《正蒙》注，与《思问录》内外篇互相发明。王夫之特别崇拜张载。也特别推崇朱熹，认为朱熹是旷代不易见之大贤，尊其为夫子，依据《四书集注》作《,四书训义》，38卷，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说此书是王船山生平著述中字数最多、论述最详而内容无所不包的一部代表作。朱说：“礼者，天理之节文，出于自然之理”“三纲五常，理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变。”王氏循之，认为：“理者，事物始终循用之条理，礼者，天理自然之则也。”他说；“周以礼立国，周礼可为万世法”。“夫理之为教，至矣大矣。”它范围天地、鬼神、五伦，并由此区分人禽、治乱、贤不肖。他强调，三纲五常者，礼之本也。他大力提倡有天理无人欲、有义无利之说。刘人熙称赞《四书训义》为“儒林鸿制，伟矣皇哉！”“自有讲义以来，未之或能先也。”梁启超人为船山学风\"与程朱比较接近，不过，谓之程朱，毋宁谓之横渠。”

王夫之影响于后世的思想 王夫之著《黄书》一卷、《噩梦》一卷。鼓吹民族主义。有人将《黄书》比之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并不确切。章太炎说得好：“衡阳者，民族主义之师；余姚者，立宪政体制师。”“《明夷待访录》所持重人民、轻君主。衡阳所著，则有《黄书》《噩梦》，其和汉族而拒羯夷，成文具在。”他说，治之不古，自高帝始。他只承认汉族建立的汉、唐、明。持夷狄禽兽论。王船山提出了三义三罪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在君臣之义与民族大义面前，“如其不可两全矣，则先君之义犹私也；中国之义，人禽之界，天下古今之公义也。不以私害公，不以小害大。”于此相对，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祸在一代，则一代之罪人；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他将民族大义视为衡量功过是非的最高标准。并且认为，君权可禅、可继、可革，但却“不可使夷类间之。” 王夫之认为，“词赋之源流，莫高于屈宋”，“屈子以哀怨沉湘，抱古今忠贞之恸，其情莫有

传者。”因此作《楚辞通释》十四卷。并仿屈赋之体作《九昭》，引言称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聊为《九昭》，以旌三闾之志。 在湖湘士人中，王船山是较早系统研究屈原的学者，他作《屈原通释》，旨在“达屈子之情”，他的《九昭》更是代屈子抒情言志之作，他高度评价屈原是“千古独绝之忠”。这一评价继承了明代学者“屈原之死乃殉社稷。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的思路，（屈原学集成，35页）使屈原的形象趋于完善。

在此之前的近两千年中，屈原的历史地位与评价一直存在争议，人们褒贬不一。在屈原去世百余年后，贾谊作《吊屈原赋》，感叹屈子身世和遭遇，对屈子的自杀颇有微辞。司马迁强调屈原的怨愤之情，因怨愤而抗争。班固不赞成司马迁的看法，指责屈原怨天尤人，处世“不智”。其沉江而死乃出于“忿怼不容”。东汉时王逸开始提出屈子之死非由于“忿怼”，乃是“杀身以成仁”。魏晋到隋唐，人们充分肯定屈原在文章辞赋方面的崇高地位，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宋代辞学大家洪兴祖和朱熹，都将屈原视为忧国、爱国志士。洪兴祖不纠缠于司马迁的因怨作赋之说，也不同意班固“愤怼不容”之讥，指明“屈原之忧，忧国也。”也就是说，屈原之忧，不是忧己之不逢，不是忧君王之不察，而是忧国之存亡。朱熹在其著名的《楚辞集注》中，综合汉代以来的两种评价，以纯儒之眼光重新审视屈原及其辞赋，认为屈原的自杀行为和激愤情绪均不足为训，但其出发点是源于忠君爱国。明清之际，人们力辩屈原自沉的动机和价值，大力弘扬其忠贞之志。李贽的《屈原传赞》说屈原之死因宗国颠覆，君主愚于贼臣，不忍坐视，又不能改，于是不得不死。在这个基础上，王船山进一步论断说；屈原是“千古独绝之忠”。 王夫之思想的评价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末诸老，其在江南，究心理学者，浙有梨洲，湘有船山，皆卓然为大家。然梨洲贡献在学案，而自所创获者并不大。船山则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括，幽微精警，盖无多让。” 蔡尚思认为，王夫之的思想进步与保守两方面都很突出。王夫之认为，器决定道，气决定理，有唯物论倾向。认为阴阳相对，相反相成，物物相依，变化无穷，有辩证的方法论。他认为，知以行为功，行可兼知，有实践的认识论。 梁启超说：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盛。船山死后，气学暂无传人，故淹没不彰。道光年间新化人邓显鹤搜集王氏著作，加以刊布，同治中，曾氏兄弟在南京设局刊布船山遗书，使之广为流传。王夫之遂成为继屈贾濂溪之后湖南人所崇拜的新的精神偶像。 谭嗣同称其“五百年间，真能究天人之际者，船山一人而已。”船山思想成为谭嗣同《仁学》的主要渊源。

张岱年认为，王夫之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有四个方面，即体用胥有、即事穷理、珍生务义、相天造命。大体而言，实体与作用、本体与现象时都有的，是相与存在的，由用以得体；就事以求理，而不是先立个理以限事；珍视生命，舍生为义，比生命更珍贵的是道德，是务义；人可以发挥能动性，以积极的态度去掌握自己的命运。

船山的民族主义被清末革命党人视为珍起国魂的瑰宝。1902年杨毓麟著〈新湖南〉，指出：“王船山氏平生所著书，自经义史论以至稗官小说，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呻吟呜咽，举笔不忘，如盲者之思视也，如痿者之思起也，如喑者之思言也，如饮食男女自欲一日不能离于其侧，朝愁暮思，梦寐以之。”1903年章士钊在〈国民日日报〉上发发表〈王船山史学申义〉称：“船山之史学，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50多年后他还夸张地说：“果也！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说大振，不数年而清室以亡。”（〈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卷地43页）

民国初年成立船山学社，发行船山学报，至今仍有《船山学刊》，衡阳建有船山公园，船山

学院。

王船山的思想对曾国藩、曾国荃、谭嗣同、唐才常、杨毓麟、杨昌济、毛泽东都有深刻影响。 曾国藩说他是“命世独立之君子”， 谭嗣同说他，“五百年来学者，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船山是古代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船山学是湖湘文化形成的标志。 六、湖湘文化在晚清时期的辉煌。

经济发展、湖南建省、南北分闱等等，促进了湖湘文化在晚清时期达到辉煌的局面。主要表现在：

(1)、嘉道时期湖南出现了一个影响巨大的经世派，以陶澍、贺长龄、魏源为代表。 倡导经世致用， 力行社会改革， 主张师夷制夷，

研究域外史地，睁开眼睛看世界。

2)、咸同年间出现了威震全国的湘军集团，担任总督和巡抚的达25人，各省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的多达140余人。可谓“中兴将帅，十九湖湘”。 主要代表人物是湘乡曾国藩、益阳胡林翼、湘阴左宗棠和郭嵩焘。 他们在思想文化和社会活动中都有极为突出的表现： 一是主张理学经世，且富于经世之才学； 二是都立志高远，“自拔于流俗”。

曾“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只顾耕耘，不顾收获”；“自三十起，即立誓不以升官发财留钱给后人”，且以“升官发财遗留后人为可耻”，为“造孽”，俸禄与养廉之外，“不苟取分文”。

左“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三是坚决捍卫传统文化，誓死与“拜上帝”的太平军为敌；

四是忠心谋国，置身家性命于度外；郭“不顾名节”出使西方；左69高龄“御榇西征”，曾可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左自称：“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五是笃实践履，艰苦卓绝，不屈不挠，具有“扎硬寨”“打死仗”和“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坚韧作风。

六是刻印《船山遗书》，传播船山思想，扩大船山影响。 梁启超在揭示曾国藩的成功之道时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其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物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时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千百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七、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

清末民初，湖湘文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逐渐向近代转型。

代表人物是浏阳谭嗣同与唐才常、凤凰熊希龄、长沙黄兴、桃源宋教仁、新化陈天华、湘潭杨度和邵阳蔡锷等。

他们力主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从变法维新到反清革命，从创立民国到再造民国，发挥了巨大作用。

浏阳二杰谭唐以身殉维新救国事业，影响深远。

黄兴领导辛亥革命与孙中山齐名，世称孙黄，章太炎挽黄兴云： “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宋教仁追求民主宪政，成为民国初年“为宪法流血的第一人”。

陈天华宣传反帝爱国，反清革命，并为唤醒留学生“力学爱国”而滔海牺牲。

杨度追求君主立宪，历经曲折，爱国之心不变，晚年于白色恐怖之中秘密加入中共。 熊希龄经世、爱国、忧国忧民，同人比画：“此君一处天下暖”。他追求君主立宪与社会进步，民初出任“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国务总理，此后一直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 蔡锷将军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为士官三杰之一。他是一个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爱国主义者。他抱病领导护国运动，以再造共和之功名垂青史。 八、青年毛泽东与湖湘文化。

他对湖湘文化特别是对曾国藩的认识，受到杨昌济的影响。1915、4、5，杨昌济与弟子毛泽东聊天，谈到毛的家世，杨再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质资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毛泽东与湖湘文化的关系，表现在： “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传教之人、办事之人、传教兼办事之人 追求大本大源。 立志高远：“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改造中国与世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青年毛泽东受过湖湘文化的熏陶，但是，在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应当与湖湘文化加以区别了。

三、湖南人的精神

湖湘文化的繁荣孕育了大批湖南英杰，这些湖南英杰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湖南人的精神。 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文章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要讲一下杨度的《湖南少年歌》，1903年发表于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上，其中有几句这样写道：

“如今中国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如今中国是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表达了湖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感人至深，影响很大。

陈独秀在文章中写道，湖南人的这种精神不是杨度说大话，而是可以拿历史来证明的。他一连举出了几个确凿的历史事实，指出：

“两百多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十几年前的黄克强，带着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陈独秀进一步指出，湖南人的精神是一种“奋斗造桥的精神”，“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使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伟大精美得多。”

历史事实已经表明，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扬了湖南人的奋斗造桥的精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们所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座桥，确实比他们的前辈所造的桥，要“伟大精美得多”。 九、湖湘文化的缺陷及其现代转型

湖湘文化实质上是在农耕社会中形成的文化，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人才结构不合理，多军政，少工商。

湖南人的性格尚气有为，但有缺陷，不能虚衷受益。

革命性强，斗争性强，政治性强，必须向经济建设和市场文化转变。要讲沟通、妥协、互利、双赢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