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影响下区域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作者：张大卫

来源：《中国经贸导刊》2020年第13期

一、区域经济的新形态和新特点

在互联网和全球化的条件下，区域经济的结构和内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可能已经不再是过去地区经济的概念，也不是大的行政区的概念。互联网、快速交通、自由贸易形成的全球供应链和信息连接，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地区、区域的概念，它的实质是劳动地域分工的全球化。这就形成了众多由供应链节点链接的新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形成了信息流、人流、物流、资金流，通过流量集束管道向这些节点聚集的情况。这种节点就是中心城市。这些集束管道就是交通枢纽、交通物流通道及互联网平台。将来，重点影响区域经济的可能不再是东、中、西，不再是江湖的远近，而是谁在线上，谁在线下，谁在链上，谁在链下。就好像现在有些地区的农村公路网一样，和相近的邻县村庄的路是不通的，但和相对遥远的市县镇政府所在地是相通的。在这种情况下，更能体现区域经济空间特征的是城市群、都市圈和由产业高度聚集或链式连接的特定经济区域。它们形成的经济空间成为全球性的竞争高地，同时也强力带动周边城乡的融合发展。而它的产业特征，一是产业体系相互配套，共同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二是由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的产业集群，在全球竞争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更多体现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相互支撑发展的格局;三是由核心产业、核心企业配套系统形成一些核心增长极，带动大区域的发展。上述区域经济的新特征、新形态，将和传统区域经济形态长期共生，但新的区域经济形态会更加活跃。我们国家的区域战略正在积极顺应和引领这些变化与调整，各区域战略内涵的差异化正在缩小，在改革、开放、创新、生态保护、城乡融合、协同发展这些方面，除了一些量的因素以外，已经没有很多质的差别，大家发展的战略重点、战略任务都基本是相同的。

目前存在的问题有几点：一是产业特征的发育普遍慢于空间特征的发育，有时甚至是相互脱节的，因为产业特征发育主要是靠市场，空间特征发育主要是靠政府规划;二是产业形成较大规模和高质量聚集以后，空间发育或者说它的规划往往限制了产业的发展，这是因为规划对经济空间的重视往往不够;三是全球性的经济增长极和新动力源发育不够;四是在区域经济研究领域，我们急需跟上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步伐，需要把视角再打开一些。 二、后疫情时期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挑战

单边主义、中美贸易问题带动的逆全球化潮流，特别是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巨大冲击，也对区域經济面向全球化而形成的格局造成了破坏。但我们对全球化的前景不能动摇，对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变革要坚定信心，对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中国

健全的产业体系、中国的发展前景要有清醒把握。如今区域经济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疫情后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挑战，面对全球供应链的一些变化，特别是可能会全面恶化的局面，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还应在扩大国内消费、优化区域供应链的同时，推动做好几项工作：第一，继续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发展。各区域要在持续扩大开放、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上下功夫，在保全提升全球供应链上下功夫。区域经济也要承担起维护全球供应链的任务。为此，布局在各区域的对外开放平台要发挥好作用，包括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自贸区、口岸、综保区、服务外包试点、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外向型经济新体制的试点城市等等。中央政府应更多放权赋能，有关部门应抓紧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限制性政策，出台一些新的激励措施，使各区域能承担起这个职责。比如说航空运输，现在的供应链问题有一部分是航空运输能力不足造成的。跨境电商，目前在稳外贸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进口的正面清单限制很多，其他政策上也有很多限制，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个要深入做些研究。第二，在全球供应链格局出现区域化和本地化倾向时，要重点巩固、改善和提升我国与周边区域的多双边经贸关系，特别是要把握好东北亚、东盟、上合组织、“一带一路”这四个我国可以积极主动作为的方向上。这就需要区域要更好地与这几个重点市场进行对接和连通。我国近年来陆续构建了一些与这些地方深化合作的平台与机制，要进一步加强，以使其能承担起国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和保障我国供应链安全的责任。在推动RCEP协定、中日韩自贸协定开花结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空中、网上、路上“丝绸之路”等方面，很多是要靠区域积极参与、积极作为的。

三、关于国家中心城市、城市体系、都市圈的思考

城市规模、人口密度问题、社会发展的短板问题方面，再提几个视角：第一，在城市发展中，我们重视了要素和人的聚集，重视了竞争力的提升，但忽视了城市功能性生态的合理构建。武汉是我国中部地区医疗卫生资源最为集中的城市，作为公共资源它是要为大区域提供服务的，但是疫情到来的时候，医疗救治体系几乎崩塌，自己都不保，还波及了周边很多区域。武汉是全国重要的交通物流枢纽和产业基地，但在应急状态下它的储备保障体系极为脆弱，若没有中央的紧急驰援可能会出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要研究要素配置时的综合效益，特别是不同层级的城市，它的公共产品、公共设施、公共服务配套和应急保障能力要有一些标准和基本要求，以形成一个合理的功能生态系统。以深圳为例，它发展很快，GDP已经超过了广州，它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但它在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很多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上短板很突出。比如说医院数量只是广州的54.5%，三甲医院只是广州的31.6%，全部医院床位只是广州的50%。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很难在安全秩序、公平和民生福祉上确保人们无后顾之忧地宜业宜居。第二，我们国家正在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深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武汉集中了湖北乃至中部地区大量的优质产业资源、交通资源、科技资源、教育资源、卫生资源，形成了强大的社会生产和创新能力。武汉集中了一些省部级单位，还有众多的央企和中央驻汉机构，自己还有13个行政区。这些设置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它的行政层级的设置、它的条块分工的管理体制是否高效？武汉的管理者能否协调驾驭好这个大系统？我觉得这次可能应该有一些反思。第三，社区

的作用需要高度重视。高度集中的人口和高度信息化，为推动社会的网格化管理提供了条件，这次疫情中以社区为中心的治理、保障、服务模式的优点凸显出来了，但这也要引起我们对现有的地方政府治理机制进行反思。一是叠床架屋般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的配置是否形成了浪费，造成了低效率？二是社区化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怎么样提升？三是如何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建设，在加强和改善社区管理的同时，注意隐私保护和人员与生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我觉得疫情过后，我们在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规律上，特别是在特大型、超级城市问题上要进一步研究。这次全球的一些国际化大都市如纽约、伦敦、莫斯科等，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都出了不少问题。希望今后我们不再打“武汉保卫战”，而是要使武汉这样的中心城市成为保卫广大区域发展的坚强堡垒。

（本文为作者在区域经济五十人论坛视频会议上的发言，有删节）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