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演化与社会性格的变迁

媒介演化与社会性格的变迁

作者：王颖吉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01期

[摘要] 媒介与社会性格形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对应性关系，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在其著作《孤独的人群》中探讨了历史文化变迁中社会性格所存在的深刻复杂性，其中就已经涉及到了媒介变迁与社会性格转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尝试在理斯曼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新近发展出的媒介研究理论，将媒介技术特性与社会性格转化之间的关系加以主题化，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术问题，并试图对理斯曼提出的所谓“传统导向性格”、“他人导向性格”与“内在导向性格”等社会性格的媒介形塑原因作出解释。

[关键词] 传播媒介；社会性格；孤独人群；自主性；自我意识

[中图分类号] G2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1—0122—06 有关传播媒介与社会性格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很早就已经被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们所关注。大卫·理斯曼在其《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探讨了历史文化变迁中社会性格的变化，他根据人们在社会交往行为上所表现出的自主性状况，区分出三种不同的社会性格，即“传统导向性格”、“他人导向性格”与“内在导向性格”。这些概念主要用于“直接表示社会状况和社会性格，有助于我们分析相关的历史发展因素”[1]（P9），由于社会性格几乎可以看成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千丝万缕的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任何社会性格分析都只能以特定的研究维度来加以展开，而不能在其总体性视角中加以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性格主要反映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而媒介在形成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塑造人们的性格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传播媒介自然就成为理斯曼考察社会性格变迁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在《孤独的人群》中，理斯曼展现的社会性格变迁与美国传媒环境变迁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这些研究为我们进一步将媒介与社会性格之间的关系发展为主题化议题提供了启发。在理斯曼的研究中，媒介与社会性格变迁还只是作为人口规模变化与社会性格分析这一研究框架下的子问题而出现的，还没有被作为独立的学术问题加以主题化。当我们根据当代媒介实践需要，将理斯曼开创的这项研究发展为独立的学术研究时，我们将更多地聚焦于媒介技术特性与性格塑造的关系上，以便使人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媒介技术如何通过影响人们的感知、思维以及行为模式，进而影响人们的整体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的。

一社会性格类型及其基本特征

社会性格分析是通过历史性分析，从社会心理变迁视角上理解当代社会人群性格特征的研究。从本质上看，这种研究关注的是人群之间的相互交往关系，对历史时空中出现的诸多影响因素与社群内个体之间互动方式的研究。理解社会性格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首先，社会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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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等同于个体的性格，而是对特定时期人们共同具有的性格倾向所进行的抽象化和概念化分析。也即是说，社会性格分析的对象是群体而不是个体。其次，这种分析是马克思·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研究，是对现实情况的典型化，“是由现实的某些因素构成的一个逻辑上准确而连贯的整体，这种整体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2]（P197）所谓“传统导向型”、“内在导向型”以及“他人导向型”都只是对现实的“理想型”分析，而不是对具体现实生活的全息式描述。 这三种性格类型的划分依据在于所谓的“自主性”，自主性可以理解为“个人有力量通过选择榜样和经验塑造自己的性格。”[1]（P35）也即是说，具有自主性的人能够根据环境变化调节自己的社会交往，并且在社会交往关系中保持自由和独立性。尽管自主性在三种性格类型中都存在，但相比较而言，内在导向型性格的人自主性特征比较明显，而传统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性格的人自主性较弱。需要指出的是：自主性与自我意识容易产生混淆，自主性是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具有理性思维的特点。而自我意识则更多地属于本我层面的东西，它所遵循的是欲望和享乐的原则，会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随着情绪而起伏波动，事实上，尽管自主性以自我意识为基础，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自主性也可以被认为是对本我层面的自我意识的调节与控制，是心智成熟的一种能力。具有自主性的人可以比较自如地处理他与周围人群或主流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在矛盾发生时，他可以较好地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伽利略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他的思想与主流社会的观点是相互冲突的，但是他并不会采取公然对抗的方式，也不会采取完全顺承的方式去处理这种冲突，而是采取不断调整的方式去弥合这种矛盾，这使得他一方面保留了自己的独立观念，同时又不至于因为对抗而遭致迫害或其他损害自身事业的麻烦。表面上看，他与主流社会之间相处融洽，可能还会忙于应酬各种人际关系，但这些应酬都只不过是假象，实际上他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身处于与世隔绝的境地之中。伽利略也不因此而处于孤独之中，因为他的内心沉浸于书籍与研究的世界，这使他能在社会性格上保持独立性，日常的交往应酬中的顺承行为并不会使他失去自主性。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6年第1期王颖吉：媒介演化与社会性格的变迁基于大卫·理斯曼社会性格理论的媒介学解释

在形成成熟的“自主性”方面，传统导向型性格和他人导向型性格的人都不如内在导向型性格的人明显。传统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性格都更倾向于在人群中融合与协调，由于他们并不像内在导向型性格的人那样具有独立的精神世界，因此在发展与其他人关系的过程中，容易迷失沉沦其间而失去自主性。对于已经在传媒环境中培养出较强自我意识，却又不具备自主性能力的他人性格导向者而言，难免在与他人喧嚣热闹的交往关系中体会到内心的孤独与虚无，这也是理斯曼将他的研究命名为“孤独人群”的原因。当然，如果内在导向型性格的人过渡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也会导致与世隔绝，甚至会因为不能与社会融合而被边缘化为某一群体及其文化的离异者，这种情况下，内在导向型性格者也同样会面临人际交往体验上的孤独感。 二从口语到文字媒介时代的 社会性格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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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性格的形成和自主性能力的培养涉及极为多样而复杂的因素，但我们仍不难辨识出传播媒介的使用与普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孤独的人群》一书的序言中，理斯曼写道：“我们确信，大众传播媒介对于美国人知觉方式、生活的理解（常常是误解）和如何成为一个男孩或女孩、男人或女人、老人等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影响。”[1]（P29）理斯曼重点关注的是美国人的社会性格从内在导向性格向他人导向性格转变的过程中，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发挥的作用，这种影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事实上，除了花费大量篇幅阐述大众传媒的作用之外，理斯曼在有关传统导向性格和内在导向性格的论述中，也大量涉及传播媒介的作用问题，虽然他并没有像伊尼斯、麦克卢汉或者波斯曼那样赋予传播媒介极大的优先性，但从他的著作中推导出传媒与社会性格之间具有共生共振的关系也是符合逻辑的。大体上看，传播媒介与人们的社会性格之间呈现某种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口语和书写文化时期，人们以传统导向型性格为主导；而书写与印刷文化时期则对应着内在导向型性格，大众传播媒介兴盛的时代人们的社会性格又由内在导向型性格转向他人导向型性格。 （一）口语文化与传统导向型性格

传统社会中的人们是在成员交际的环境中塑造自己的社会性格的，这种社会性格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合作以及价值观念的共享，因为人们自出生就基本上处于一个开放的群体环境之中，没有太多培养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主张的条件。这种生活方式和性格模式也是由早期人类的生存条件所决定的。传统社会的物质和经济条件不大可能支持人们过离群索居的生活，因此在古老的时代中，人们只能以融入群体而成为群体一员的方式确保生存，为了达到行动的高度协调一致，以便能够应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人们就必须在文化价值观念上也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而口语媒介的文化特性有助于实现群体思想和价值观念上的融合。

在口语媒介环境中生活的人们所接触的文化信息，几乎都来自于那些世代相传，用于凝聚群体价值观念和社会规则的神话、诗歌或者其他类似媒介材料。在这些材料中，蕴含着关于宇宙的起源、族群的历史、英雄的榜样、善恶的赏罚等极为丰富的意义，这些口语媒介文本共同构成了一个族群的集体无意识框架，用以再生产出适合族群生存发展需要的合格的成员。人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中，对他们来说想要发展出其他的诠释世界的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媒介环境导致传统导向的价值观代代承袭，相对稳定，变化非常缓慢。“传统导向的社会利用口述家史、神话传说与歌谣等形式来传播其相对稳定的价值观。”[1]（P85） 口语媒介对于群体社会性格的形塑作用还体现在它所形成的交际特性方面，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必须参加到日常生活的面对面的交往活动之中才有可能融入社群。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口语媒介是一种听觉媒介，这种媒介性质意味着人们之间的交流具有现场性和公共性的特征。声音的传播距离是有限的，所以人们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必须在现场情景下才能进行，这与书写和印刷媒介的缺席交流状况完全不同。“我们说话时倾向于对每一种情景做出反应，甚至对我们自己说话的行为本身也用语气和手势做出反应。然而书写倾向于一种分离和专门化的行为，我们很少有机会对书写行为做出反应。而且也没必要对它做出反应。有文化的人或者社会都培养出了一种能力，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抱着相当疏离超脱的态度。不识字的人或社会却事事经历感情上或情绪上的卷入。”[3]（P100）现场性与听觉性质也使得口语传播具有公共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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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化的独立空间意识没有机会充分发展，“个人主义和保守隐私的习惯需要视觉功能的延伸和放大，这种延伸和放大，口语词是无法提供的。”[3]（P99）可见，在口语媒介时代，人们不太可能发展出具有独立个性的社会性格，虽然自我意识由于本能的原因而存在于每一个个体身上，但这种自我意识还处于非常初级的层面。 （二）文字媒介与内在导向型性格

文字的产生，尤其是印刷术逐渐普及之后，人们的传统导向性格发生了改变。在书写与印刷术产生之前，信息获取仅仅只能发生在实际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但阅读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安静的空间，因此读书的人会减少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他的现实人际交往会趋向于减少。另一方面，书籍所提供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模式与现实世界有差距，这会导致他趋向于形成内在导向型的社会性格，也即按照书本上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模式去生活而不是按照世俗价值和模式去生活。

文字的产生导致口语现场信息交流模式的变化，人们不再被局限于现场环境中进行信息交流；书写与阅读不仅意味着人们可以跨越时空限制的缺席交流，而且伴随这种交流模式而来的是私人空间和隐私观念的产生，口语时代的公共生活模式遭到瓦解。人们可以通过沉浸于文字与书本的世界来获取信息，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暂时地与外界隔离开来，进入到私人化的书本世界中去。这无异于在人们的实际生活环境之外构建出另外一个虚拟的环境，一个适于精神交流而与现实环境相平行的媒介环境。在这个文字构建的环境中，人们可以学习书籍所提供的价值观念和人格榜样，从而在无形之中形塑自己的思想和性格。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的名著《公共舆论》所阐发的“拟态环境”对这个与现实环境平行的由文字建构的环境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拟态环境对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所产生的误导，这些在文字媒介环境下形成的观念与行为模式，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并不相同，很多时候这两个环境（虚拟环境与现实环境）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会呈现激烈的冲突，因此，阅读者必须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否则他就有可能因为不能融入现实环境而遭遇人际交流障碍，甚至被边缘化为社会群体的离异者；另一方面，自主性的协调能力也可以帮助读书人避免过度顺承世俗现实而深陷精神上的痛苦，在顺承现实的同时得以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性。在托马斯和兹纳尼斯基合著的社会学经典《欧洲与美国的波兰农民》一书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种变化。“作者描述了19世纪末波兰的乡村读物如何帮助波兰农民重建了态度和价值观。他指出，当时，识字的单个农民不仅在不影响性格塑造的基础上学会了技能，而且还脱离了社会的主要群体和传统导向。印刷读物带他们进入转折点，不但支持他们脱离社会主要群体，抨击主要群体价值观，还为他们提供联盟感，虽然仍有人对此感到苦恼疑虑。”[1]（P88）

看上去读书人的社会交往性格比他人导向性格的人要显得孤僻一些，但是读书人在思想观念的创造性方面优势极为明显，在人际交往方面的优势也很明显，因为过去的书籍都很珍贵难得，因此一般所提供的内容也都是经过岁月凝练的与人类永恒价值和追求相关的那些内容，也即人们认可的那些价值和生活模式。读书人能够在书中学会待人接物方面的教诲，变得更加明理，也更具有包容意识和交际上的技巧。虽然他们因为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读书，或者因为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不相契合，而在某种程度上与主流社会产生隔离，但由于他们能够沉浸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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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对话与交流，按照书中的教谕行事，内心充满对于智慧和爱的信仰，因此他们往往在精神上相对充实而自足，在社会交际中的自主意识和自律意识也较强。 三大众传媒时代的孤独人群

大众传媒的兴起直接导致社会性格由内在导向性格向他人导向性格转变。理斯曼认为美国社会的他人导向性格几乎是在20世纪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性格，与之前的内在导向性格时期的美国社会具有较大的差别，其中大众出版物（报刊杂志等）、收音机、电影、电视机等大众传播媒介在塑造人们的这种性格倾向中发挥了作用。他人导向性格的特点在于人们具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却不一定发展出具有自主性的性格，而自主性的弱化或缺失导致了社会人群“彼此效仿，他们因此失去了自由与自律”，[1]（P308）并由此而在空前喧嚣的世界中深陷孤独与寂寞之境。

（一）他人导向性格的特点

他人导向性格的人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处理人际关系，因为他们爱好与人相处，喜欢社会交往。他们的可贵之处是喜欢助人为乐，喜欢看到身边的人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快乐。如果没有起到这样的效果，他们会自动调节自己的行动以适应别人的好恶。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有奉献精神的顺承性格，但是这种以他人好恶为行动指南的人并没有读过什么圣贤之道，他们的顺服行为仅仅是出于希望与他人共度人生之中美好时光而采取的灵活变通，这些顺承行为能够使他们拥有更加融洽的人际关系。他人导向性格的人也可能具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基本上都来自于类似形成传统导向性格的那种情况，也即在初级群体中由长辈示范和传授较为稳定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虽然不像从书籍中得到的那么精致，但他们却往往会比内在导向性格的人更加坚守道德人伦的准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些他人导向性格者是具有自己的自主性意识的人，相反如果在顺承的行为中全然处于迷茫状态之中，没有行为调节能力的人并没形成自主性意识。

总体上看，他人导向性格的人更加重视发展与别人的关系，甚至会因为期待融入他人的社会关系圈而放弃自己的观念或者行为方式。这种倾向看起来有点像传统导向性格的人，不过两者的差异也是非常鲜明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传统导向型性格所期待和认同的权威来自世代相传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为了融入群体，他们需要以传承下来神话、传说和歌谣中的世界为参照，共同遵循这些口语媒介所承载的文化要求。而他人导向性格虽然也会期待和认同某种群体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但这些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则来自大众传播媒介所建构的世界。大众传媒与口语媒介一样，所形成的文化都带有公共性质，而不是私人性文化，不过前者并不像后者那样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 （二）大众传媒及其性格形塑作用

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了一种“新感性文化”，这种文化让人们更多地认同媒体营造的流行与时尚文化，大范围的流行与时尚文化的共享会导致人们相互之间以媒介文化为蓝本而进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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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生活方式的模仿，这样的模仿拉平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差异性，带给人们某种融入感和舒适感。生活在大众传媒时代的人们急于发展与同侪群体的协调关系，因为这将保证自己在工作和闲谈中不落伍和不被孤立，他人导向型性格也就是在这种由传媒、娱乐、工作等要素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活结构中形成的。其中，媒介技术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结合大众传播媒介自身的特性来加以考察，那么要理解它对人们的他人导向性格的形塑影响就显得比较容易了。

首先，大众传媒文化是一种空间文化，也就是说它所影响的人群范围比口语媒介和文字媒介都要大得多。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作为大众传媒技术基础的电报技术的发明，“开创了世界史的新阶段。……即时电子通讯不仅仅是新闻或信息传递的更快捷方式。它的存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结构。”[4]（P6-7）理斯曼也看到了大众传媒这种空间文化的趋势，他指出“整个世界将走向大同，无论民族还是地区的狭隘观念注定要消亡。”[1]（P35）诚然，大众传播媒介可能导致在某一广大空间范围内，人们共享相同或相似的媒介信息，这些媒介信息不仅有可能成为人们交际过程中的闲谈依据，而且更为重要的影响在于：不同地域的人们会趋向于形成相同或者类似的文化。地方性和族群间的多元文化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介入而发生了逆转，地方或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逐渐被抹平，取而代之的是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媒介文化，这些文化中所承载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会成为人们学习和模仿的榜样，生活在不同地域空间里的人们得以共享相似的观念。既然不同地域或群体的人们具有了交流的条件，为什么不尝试彼此之间的沟通呢，人类渴望交流的天性会促使他们与他人进行交往。与口语和文字时代不同，大众传媒时代的人们相互交际的范围空前扩大了，他们尝试通过旅游、电话甚至更先进的网络工具进行广泛的接触，这势必导致他们用于人际交往的时间远远多于独处的时间。这导致人们形成了与他人沟通交流的愿望与习惯，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助推了这种趋势。 其次，从媒介形象及其与思维的关系上看。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主要诉诸于声音或色彩的感知形象，文字媒介虽然也是一种诉诸视觉的媒介，但文字的抽象性完全不同于影视传媒的感性形象特征，文字需要调动想象力参与完成文本的解读，而影视媒介都是直接诉诸感觉器官的媒介，并不需要调动知识储备参与理解意义的解读过程，抽象思维和意义解读的高参与度容易使人形成深度思考的习惯，而视像感受和意义获取的低参与度则容易导致平面化的感官敏锐和抽象思维能力的降低。事实上，影视媒介的信息都是流动性的，视听者根本没有可能停留在某一时刻的画面或声音上仔细琢磨讯息的涵义，沉思冥想对于影视媒介的观众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与人们对静态文字的阅读是不同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讨论了电视与思维的关系，他认为电视的媒介特点导致它“并不太有利于思维的表达”。早在柏拉图那里，闲暇与思维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得到了重视，“柏拉图将拥有时间的哲人与在广场上处于紧急状况中的人作了比较。他说的大意是：处在紧急状况中的人是无法思维的。……可以肯定的是，思维与时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而电视所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是思维与速度的关系问题。”[5]（P29）处于快速流动的影像前，人们显然难以形成深度思维，但也并不能完全否认由感官刺激而引发的浅层思维的存在，如果那样的话，看影视节目也难以得到愉悦，因为意义的获取也是愉悦发生的一个条件。正是由于布尔迪厄看到了这一点，他将思维分为创造性思维和“固有的思想”两种。“固有的思想”是自动化了思想，“是指所有业已接受的一些平庸的，约定的和共同的思想，但同时也指一些在你接受时实际上早已被认可的思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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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9）这种思想的特点是它不需要我们去加以审视和深思就能凭借自身的自动化思维机制实现意义获取，而真正的思想或有深度的思维则总是以颠覆“固有的思想”为前提，“当笛卡尔说„论证‟时，他所指的是长长的推理之链。这需要时间，需要展开由„所以‟，„因此‟，如上所说，„鉴于此‟等连接的一系列论题。然而这种具有思想的思维的展开本质上是与时间紧密相连的。”[5]（P30）显然，如果大众传媒所提供的“固有的思想”借助于传媒的力量覆盖大量人群，那么人们在观念和美学品味方面的差异也会趋于一致，而那些尚未沉溺于现代大众传媒的人可能会感受到与周围人群格格不入，为了避免与世隔绝，人们会倾向于主动融入大众媒介受众人群。

再次，从内容上看，大众传媒一般都以商业形式运营，为了能够尽可能盈利，它所制作的内容往往涉及社会群体所喜好的题材，影视作品和流行小说最常见的内容往往都是表达人们对现实生活梦幻般的憧憬，带有理想化和典型化的特征，大众传媒在建构媒介虚拟环境以及导致受众情感卷入方面都远胜于传统媒介。这一特点需要结合前面所述大众传媒的媒介形象特点来理解，所谓“固定的思想”在内容上表现的正是早已为人们所共同认可的观念与欲望，当这些观念或者欲望借助于梦幻般的故事出现在屏幕上时，人们会因为这种强化了的认同感而获得欲望满足。比如一段曲折跌宕的爱情，在历经千辛万苦后最终实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人们关于理想爱情的欲求便得到了认同；不仅如此，由于这一意义认同过程始终伴随着情感上的卷入感，人们由此而获得了奇妙的观影愉悦。这样的媒介经验一方面会导致人们放弃独立而有深度的思维习惯，另一方面，也更倾向于按照媒介所提供的生活方式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当人们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格调品味不同于其他人时，他会在无意识中参照大众传媒所提供的那些行为和品味标准，校正自己的个性化风格，使之与自己的同侪群体一致起来，这种行为倾向无疑是非常典型的他人导向型性格的特点。

总的来说，大众传媒因其在传播范围、形式和内容制作等多方面所具有的媒介特性，它所生产出来的文化很容易成为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的流行时尚文化，人们不仅倾向于在闲暇时间分享共同的媒介话题，而且还会按照媒介展现的理想生活模式安排自己的生活。当然，在感性形象的媒介信息影响下，人们也更倾向于注重感官体验，而不是理性思维的方式，感官敏锐的增强有助于自我意识的提升，但却并不能提升与理性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自主性，甚至可能阻碍理性思维的进行。他人导向型性格的自主性问题也因此而显得复杂，一方面由于大众媒介的形式与内容趋向于提升感官敏锐，因而人们的自我意识得到了发展，对于自由的渴望也更加强烈；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信息环境并不利于人们的思维和静处，而是趋向于拉平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在大众媒介所提供的喧嚣、欢乐、梦幻的氛围中共享时尚流行的文化。其结果必然导致人们更倾向于与同侪文化看齐，努力发展与周围人群在品味和人际交往上的协调关系，从而导致性格上自主性能力的弱化。尽管理斯曼认为从他人导向型性格中发展出自主性是可能的，但是这需要一定的条件，即“如果他人导向者能发现以下三个事实：1）自己从事的不必要的工作实在太多；2）自己的思想与生活和别人的一样有趣；3）自己与同伴厮混在一起打发寂寞，就如同渴了喝海水一样无济于事。那么，他就会更加注重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抱负。”[1]（P308）显然，这些条件的实现看起来又极其渺茫而困难，对于生活在大众传播媒介环境中的他人导向性格者来说，如果失去了自主性，也就失去了自由和自律，自然也无法摆脱孤独寂寞的宿命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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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大卫·理斯曼等.孤独的人群[M].王崑，朱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美]刘易斯·A·科塞.社会思想名家[M].石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 [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许钧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