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发展县域经济的实践与经验

浙江发展县域经济的实践与经验

浙江人多地少，境内矿产资源缺乏，发展经济的自然禀赋先天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没给特殊政策，又没有大笔资金投入，浙江却创造了一系列经济增长的奇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分别连续7年和23年保持省区第1位，多年来占据着全国“百强县”近1/3的席位。是什么促使浙江经济取得如此瞩目的成就？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作者认为，浙江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本文试对浙江发展县域经济的实践与经验作一梳理，以期为其他地方发展县域经济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浙江发展县域经济的实践

县域经济是指在县域范围内由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一种区域性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县域经济比较发达，是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色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县域经济发展强劲，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路子，成为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源泉。

1、以农村工业化为主导推动县域经济的起步

浙江省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省份，工业基础薄弱。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政策的引导、人多地少的矛盾，加上浙江传统文化中“利义并重”、“工商皆本”的价值观，使农民选择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发展农村工业的道路，浙江的农村工业化也由此起步。浙江的农村工业由乡镇企业、个体私营和联户企业组成。乡镇企业由社队企业起步，1979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后，浙江就把发展社队企业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手

段来抓。在指导方针上，明确提出社队企业是“农村经济四大支柱之一”，尤其是杭嘉湖、宁绍等社队企业基础较好的地区，乡镇企业全面兴起。80年代中后期，省委、省政府面对乡镇企业发展的新形势，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于是，乡镇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迅速提高，并形成一定的集聚规模。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温州、台州等原来社队企业不怎么发达的地区，则率先打破“惟成分论”，放手发展个体私营、联户企业，培育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主体，使个体私营、联户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推动当地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说，80年代是浙江农村工业化和县域经济的起步阶段。到2007年，在浙江全省的县域经济总量中，上述企业的产值占80％以上，从业人员达到1170多万人，农民从这些企业获得的工资收入已占人均年纯收入的52％。这些企业的增加值、税金、利润等项指标都位居全国第一，已成为浙江县域经济的主力军。

2、以市场为取向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伴随着农村工业发展而兴起的专业市场，是浙江农民发展市场经济的一大创举。浙江农民率先闯市场闻名于世。早在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就有部分浙江人挑着货郎担走南闯北，可以说，这是浙江市场经济的萌芽。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政策的允许和农村工业的发展，温台地区和浙中地区涌现出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商品市场。90年代后，浙江县域无论从市场数量还是市场规模都呈迅猛发展态势，继而发展成各种各类的大型综合或专业市场，形成了以消费品市场为中心、专业市场为特色、要素市场相配套的市场体系。各类市场的发展，使浙江成了全国闻名的“市场大省”，并带动了饮食业、宾馆业、运输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建一个市场、活一方经济、富一方农民”成为浙江的特色，极大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3、以区域特色产业和块状经济为支柱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80年代开始，浙江各地从培育“一村一品、一地一业”的传统特色产业起步，发展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培育专业市场。90年代以来，浙江积极引导乡镇企业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把小城镇建设与专业市场、乡镇工业园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小企业、大群体”、“小商品、大市场”和“小产品、大产业”的发展格局。这一时期，浙江有目的地选择了一批小城镇，在这些小城镇建立工业小区，并引导乡镇企业、农村家庭企业向小城镇的工业小区集聚。而且浙江的小城镇在发展之初，基本都明确了一个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在主导产业基本形成后，继续做大做强，继而形成了一个个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的企业群和特色产业集聚区。与此同时，浙江的县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大型市场。市场和企业紧密结合，使产品生产、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工业园区的建设、市场和加工业的发展，引导了人口的集聚，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小城镇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基础。小城镇发展和建设，又为市场、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三者并举，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格局，达到了相互促进的效果。于是涌现出了诸如义乌小商品、绍兴轻纺、海宁皮革、诸暨珍珠、温州皮鞋等多个特色产业集聚区和一大批产销基地。这些分布于全省各县市的特色鲜明的“块状经济”，撑起了浙江农村经济大省地位，有效地促进了县域产业从多样化转为特色化，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为浙江百强县的不断崛起和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提升了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

4、以稳定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增强县域经济的基础

浙江在积极推进农村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的同时，始终将稳定发展农业放在重要地位，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使农业生产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为增强县域经济基础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一是积极调整农业结构、优化农业产业布局，把着力培育区域特色支柱产业和品牌农产品，作为各县发展农业的突破口。各地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着力改变“小而全”和自求平衡的农业区域格局，着眼于国内外大市场，建设区

域化、规模化的生产基地，扩大特色农产品生产规模，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2001年，浙江在全国率先进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促进了粮食市场的发育和农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目前，浙江已形成了蔬菜、花木、药材、畜产品、水产品、特种农产品等各具特色的农业多样化经营的格局。二是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龙头企业。在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有效地提高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农民组织化程度，减少了千家万户的经营风险，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三是搞活土地经营权流转，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根据自愿原则，积极开展土地经营使用权的流转，由此现代农业生产主体加速成长，出现了现代化新型农场，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高了土地的单位面积产出率。此外，浙江还积极引导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从而为农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资金的支持。

5、以开放战略增强县域经济的市场竞争力

伴随着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行，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迅猛发展，专业市场的兴起，以及农业结构调整，效益农业的发展，浙江县域劳动力对外交往不断扩大。许多人跨出家门搞营销、办企业、开市场、包工程、搞基建、跑运输；外出引进项目、技术、资金、管理等。浙江农民外出发展，开拓了市场，带回了经验，创造了财富，打响了品牌。浙江各县还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努力扩大进出口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其领域涉及各行各业。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有力地增强了县域经济的市场竞争力。

6、以城乡统筹发展为引擎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1998年，浙江省第十次党代会作出“不失时机地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战略决策。浙江县域经济从以农村工业化为主导的发展，进入了以县城和中心镇建设为重点、以县域

城市化提升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省委、省政府制定了《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编制并实施了《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明确要求在强化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有重点地培育和发展小城市和中心镇。于是，浙江县域城镇的集聚能力、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大大提高。在这个过程中，浙江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全国率先制定与实施了城乡一体化纲要，并通过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山海协作”、“百亿帮扶致富”、“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统筹城乡就业”等统筹城乡发展的系列工程，助推县域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二、浙江发展县域经济的经验

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兼有农业与非农业，是宏观与微观、城市与农村的结合部，因而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平台和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切入点。浙江发展县域经济较早，其实践可以为其他地方发展县域经济提供经验和启示。

1、政府既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又要因势利导，调控有度

浙江县域经济能够取得率先发展，在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中获得先发优势，得益于政府尊重和保护群众的首创精神，较早地突破了对市场经济实践的各种限制，并且较早地进行规划和积极引导的结果。

充分激活千百万农民的创造潜能，是浙江县域经济蓬勃发展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对一时看不准的，当时的政策环境不允许而广大老百姓又愿意干的事，按照邓小平同志一再倡导的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的要求，放手让群众去干。如义乌小商品市场，就是1982年义乌县委县政府率先实行“四个允许”，即“允许农民弃农经商，允许农民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放出来的。其他如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座农民城，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等，都是各级党委政府以宽容的态度默许、保护和支持的结果。

对看得准的，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政策的事物，省委省政府及时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谋在前面，干在实处。如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各级党委和政府就针对个私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偏见，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其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使个私经济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在全国独占鳌头。浙江还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针对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情况，率先实施城市化战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针对农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提出大力发展效益农业，鼓励农民什么来钱种什么。针对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问题，组织实施以“六个一千工程”和“五大百亿工程”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发展环境。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假冒伪劣等现象，着力打造“信用浙江”。针对企业和群众办事难问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办事中心，提高行政效率等。从而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2、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地选择发展路径，做强区域经济

率先实行市场化改革，是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可以说，浙江各个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最先都是从县域范围内开始突破，取得实质性成效后，才向大中城市拓展。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到国有企业改革、投资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城镇建设体制改革、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都是从县域开始的。这些不断演进的市场取向改革，使市场机制率先在县域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生产要素配置中发

挥基础性作用，使浙江县域经济率先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浙江在发展县域经济过程中，还因地制宜地找准各自的发展道路，制定发展战略。如浙江农村工业的起步在不同地区是通过不同方式实现的。浙北的杭嘉湖、宁绍平原走的是一条以乡镇集体经济为主的农村工业化道路。而在浙南的温台地区，走的则是一条以发展个私企业、联户企业为主的温台模式。进入90年代，随着股份合作制的产权制度变革的兴起，浙南浙北在发展模式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他们互相借鉴各自的优点。正是在这种不求统一，以经济发展为终极目标的思想指引下，浙江的县域经济才呈现出了一派生机，形成了“真富、民富、不露富”的可喜局面。

浙江还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因情制宜，促进特色产业、专业市场、中小企业联动发展，并与小城镇建设紧密结合，形成了多层次、区块式、多样化的区域特色经济。区域特色经济既提高了浙江经济对多层次的市场需求的适应性，又提高了经济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增强了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使块状经济成为县域经济增长的支柱。

3、以改革创新、开放搞活的原则，着力解决发展县域经济的财政、行政等体制性障碍

浙江的行政体制同全国其他省市一样，从1982年开始形成了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体制。但在财政体制方面，浙江一直坚持“省管县”的财政体制。除计划单列市―――宁波外，浙江其他县的财政直接由省管理，保证了县域财政收入不被市截留。此外，为调动县级发展县域经济、增值财源积极性，增强省级财政的调控能力和转移支付能力，浙江省还先后制定了“亿元县上台阶”、“两保两挂”、“两保两联”、“三保三联（挂）”等政策，尽力做大地方财政的蛋糕。逐步形成了具有浙江特色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了全省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在促进县级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在经济管理权限设置方面，浙江给县（市）扩权。实施“强县战略”，先后于1992年、1997年、2002年、2006年四次出台政策，开展扩大经济强县财政、经济管理和社会事务管理权限的三步改革，增强了县级政府服务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2007年5月，浙江省又选择一批中心镇实行“强镇扩权”，赋予中心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浙江就是这样，根据省情，不断推出新举措，为县域经济的发展解决了财政、行政等体制性障碍。

4、坚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坚持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使县域经济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有效载体。

浙江通过发展县域经济带来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使得大批农民离开土地，或到乡镇、个私企业工作，或在专业市场经商，或转移到城镇就业，由此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县域财政的膨胀，“有钱”的政府便有实力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文化教育、养老、医疗卫生等公益事业方面加大投入，使城市公共服务加快向农村覆盖，城市基础设施加快向农村延伸，城市文明加快向农村辐射。从而使浙江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列。

浙江在发展县域经济的过程中，还始终坚持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地位，加快调整农业经济结构，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搞活土地经营权流转，着力建设现代农业。尤其是自90年代以来，从集体经济内部的以工补农，扩大到政府主导下的以工哺农、市场的投资建农，直接支援了农业生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浙江着力扩大县域对外开放，改善县域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国内外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优秀人才，提升县域产业层次，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缩小县域与大中城市的差距，从而为城乡

统筹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