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的思考_主流的文学_论鬼子小说的价值(1)

2023-05-26 来源：华佗健康网

2005年1月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an.2005Vol.26No.1

第26卷第1期　　　　　JournalofGuangxiTeachersEducation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

边缘的思考,主流的文学

———论鬼子小说的价值

□郑立峰

(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广西玉林537005)

[摘要]　本文从“为人生”的视角论叙鬼子小说的苦难承载的文学价值形态和真诚的写作态度,作家用悲

悯的情怀叙述古老民族蜕变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人的痛苦,人的现代文明的精神焦虑“:边缘”羡慕“中心”的现代性渴慕;以陌生化的语法和陌生化的“百越境界”景象来呈现他的文学价值观。[关键词]　苦难;原欲;边缘羡慕中心;百越境界;陌生化[中图分类号]　I20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2005)01-0102-05

　　鬼子小说的价值何在?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鬼子在其小说创作中,反复咏叹和认真描绘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被世代贫困和愚昧命运愚弄的农民形象,揭示落后蒙昧的人性精神的丑陋;二是由“乡村”向“现代文明”城市转型中遭遇不幸的普通市民的形象,描写这些人物的生活“不幸”遭遇和社会的“陋习”造成的人生中无限的“苦难”,以此表现古老民族蜕变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的痛苦,这是鬼子切入题材的方法。对中国民众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忧患,生命存在的形式思考,成为贯穿鬼子作品的主题。

这样的人物和主题,在“为人生”精神传统的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中,早已不是首创。关于农民身上的“劣根”精神的批判,上溯至鲁迅和“乡土作家”笔下的“故乡”。因此,鬼子崛起于世纪末文坛,决不是仅仅因缘于追求形式的“晚生代”雅名,而是“鲁迅风气”叙述的继承。他在自己的集子里说“:鲁迅那种对人对民族的巨大悲悯,在当下作家的笔下,不知怎么越来越弱了。……而一些有’现实’的作家,又很少让人看到文学的本质,

[1](P41)

于是我决定做自己的努力了。”这是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他灵魂深处的追求:鲁迅般激越辛酸、尖刻犀利的批判立场,同时也灌注着他独立的价值判断。独特的艺术形式是鬼子小说的价值所在,也是鬼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贡献。

一、以苦难承载价值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家中,没有谁比

鬼子更热衷于苦难的叙述,虽然余华、荆歌、熊正良、韩东、朱文、东西等对苦难的叙述也颇多,但鬼子更专注于这一主题。

鬼子的“苦难”是环环相扣的,就像瘟疫一样无法抵挡,但也有“悲悯的体恤”。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被雨淋湿的河》就是这种典型的作品。文本中的叙述者“我”是一个婚姻生活的失败者,主人公陈村灾难连连:老婆病死;儿子晓雷不愿读书,李四千方百计弄到一个中专师范的名额借读,希望儿子将来代替他安分地做一个乡村教师,但叛逆的晓雷向“我”借三百元南下广州打工去了,小女儿晓雨初中勉强读完,在瓦城的美容院打工,被骗做“包女”后也神秘地失踪了。这对一个贫困又无能为力的农村教师来说是一个沉重致命的打击。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不幸”:儿子晓雷去广东打工因工钱问题杀了老板,逃回家中后帮“父亲们”上访教育局讨工资,被教育局长害死于矿井。这时,我们以为陈村已经是走到了生活的绝境,因为“陈村的眼睛,在那一个后半夜里被愤怒烧得血红”!激动的读者以为陈村一定愤怒反抗,要讨个说法了。然而陈村“突然地想起了一件有关一千多块钱的事情”,那是

[收稿日期]　2004-09-21

[作者简介]　郑立峰(1976-),男,广西博白人,广西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后现

代主义文学。

第1期　　　　　　　　　　　郑立峰:边缘的思考,主流的文学教育局局长筹借给他医老婆的病的钱,至今没还。于是他把儿子记录教育局局长罪行的本子烧了,不告局长了,这样“一千六百三十八块八毛”就把晓雷的命买了。更可悲的是,他还希望害死自己儿子的“见过世面”的局长帮他一个忙“:妹妹晓雨跟了一个不知哪个外地的老板,租了房子住在湖心别墅里,那地方不是我能随便去的……帮我劝她回家去”。这时我们再也无法愤怒起来,作家给我们的是一种绝望的悲痛和巨大的体恤,于是我们不禁要审视:我们中国农民怎么啦?作家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农民精神思想上的癌症痹陋,世代奴性训化的农民特性是导演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也是作家“深深烙印在脑海深处的一些有关生命的思

[1](P177)

考”。鬼子思考的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思想问题,他的思考力度已经渗透到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鲁迅是以对阿Q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英身份启蒙农民的,到了当下鬼子则是用“正常的呼吸状态”的平民身份,[1](P5)“始终在与大地、与青草、与平民、与生活在人生最底层的小人物进行对话。在对话时,他只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不是要做

[2]

他们的精神领袖”。这是一种具有人文精神品格者的说话方式,是“鲁迅风气”的承续。然而鬼子的这种似乎平淡的叙述,杀伤力极强,而且是一刀见血“:那把尖刀却因此而激动了起来,哧的一声就捅了进去,只听到一声糊里糊涂的闷响,鲜血便从对

[3](P184)

方的心胸里飞泻了出来。”力度之大,残忍之绝,让我们心惊胆寒,心惊胆寒之后又觉可悲。文本的结尾还有这样的叙述:陈村在“我”的鼓动和村人的支持下,终于鼓起勇气或者说是愤怒中烧,要告发教育局长挪用教师工资私办矿场害死人的罪行了,在奔赴县里的河道上,听说“那几个警察是前来抓晓雷的。说的就是他在广东打工的时候,打死了那名姓杨的采石老板”。这时陈村在精神上彻底被打倒了“,在人们的眼里突然晃了晃,像一根枯朽的树桩倒在了脚下的河床上”,“就那样再也起不来了”。这和余华的《活着》如出一辄,但余华是让福贵身边的亲人一个一个离他而去,是一种零度的“情感”,作家以极为异常的冷静将“苦难”的情感写作进行到底。而鬼子给我们的是震撼的撕心裂肺的痛,绝望的悲号。人的生命,特别是农民的生命如植物般的蔫枯,陈村们的世代奴性化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连死也是自己“制造”的。这是多么可悲又多么可怜呵!如果说余华的“苦难”给人还有一线生的希望的话,那么鬼子给人的是“死”的绝望。鬼子的这种思考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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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90年代是边缘的,他将“灾难”和农民与生俱

来的“常态苦难”并叙,揭示中华民族生存的问题,人类生存的问题。

(),他的精神灵魂到了李四《瓦城上空的麦田》灾难更是无处安放。李四不存在活在世上的物质

匮乏,而是缺乏存活于世的精神依托,鬼子在这里质问的是物化的现代城市人性情感失范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李四还是转型时期农民的“英雄式”人物,自己培养的三个孩子“跨出农门”成了瓦城的城市人。“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山里,我是永远没人敢比的……只要我李四,我能让自己的孩子一个一个地全部成为瓦城的人,我在我们那里,是最能干的,也是最被别人羡慕的……”李四是有“英雄情结”的,正是这种英雄化的“自尊”情结,使他有了精神上的自我需要。李四需要的不是物质的“乌托邦”杀鸡和喝酒,过一个热闹的生日,而是一个标准的农民式精神的小欲望“:人的生命走完了六十,就相当于走完了一个大圆圈,往下走,那是另一个圆圈”,因此他很看中这60大寿的日子,他需要儿女们给他一个电话,哪怕是一句日常的唠叨,他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他要去瓦城看看哪个孩子记得自己的生日,说一句有关生日祝福的话。但在物欲化的城市里“,忙”早已异化了人们淳朴的民间情感,乡村的迁移者李香、李瓦、李城被现代文明约定俗成的“物欲自律”吸干了他们身上乡间的清凉气息,亲情和乡情被“现代应酬”置换了,成为他们忘却的情感。李四生日被遗忘就是这种情感显现的符号。李四的乡村情感被现代文明遗弃了,他的灵魂、他的精神也只能漂浮在瓦城的上空,他的精神自我满足也只能在“酒神”狂欢状态里宣泄,所以他和我的父亲胡来喝酒,与一个现代文明城市的“多余人”———一个捡垃圾的老头儿拾地而坐狂饮自酿的黑米酒。胡来醉死了,李四成为了“胡来”。物化的现代文明吞噬了人的正常思维,也使人变成了“非人”。李四父亲的身份在儿女们心里丧失,是商业社会“密谋”乡村的结果。李四阿Q式的一次次证明自己的父亲的身份,但一次次的失败,他已经被现代文明开除了,因为他是个没有身份的“黑人”。回归田野的路也被封杀,李四的老伴听说李四在城里“死”了,自己的“气”也断了。房屋田地被儿女们变卖,李四真的一无所有了。现实生活给他的只有死的路“,死”也是李四能选择的。他最后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李香,当着儿女们面“笑笑地看着他们,脑袋一闪,撞向一辆飞奔而过的大卡车……李四的血,洒了一地。”李四的精神之旅就这样毁灭性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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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城市乡情的丧失使李四的精神灵魂无法安放,一个生日导致的几条人命,这个荒谬带有哲理内涵的故事,展现了城市化转型时期的精神灾难,都市现代化过程中人的异化问题。这里的“苦难”承载的不仅仅是文学的意义而是人类生存的意义。

“偏执”的精神动力在《被雨淋湿的河》里表现得也非常明显:陈村的老婆在临死前的最后的一刻,要求陈村做两件事:一是“我那几亩田,你就别再种了”,二是把两个小孩的户口转了(农转非)。这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竭斯底里的悲痛,一个山里的贫妇临死的遗言竟是这挥散不去的“渴慕中心”精神。作为读者的我们不禁感到寒心和无法言说的悲痛,这就是鬼子作品耐读和常令文学批评家思考的地方。晓雷出走到广州打工,晓雨到瓦城美容院打工,也是这种“羡慕”在作崇。《走进意外》表面叙述的是李条一次意外的摸奖中彩后的一连串的悲剧,从另一方面来说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人

[2]们的小欲望,或物质的、精神的”需求驱使,而在我们看来,这是“渴慕中心”的精神动力使然。“食、色、性也”这种人的原欲在高度文明的城市里被作家极大限度地叙述:李条一个城市的“落泊者”,某日漫无目的地游走,走到“资助残疾人”福

二、以“精神动力”推动叙事

作为文学编辑的鬼子深知小说叙事好读耐读

是好作品的尺度,而耐读的作品会依托于一个强有力的叙述模式。身为文学作家的他谙熟叙事的策略,在带有侦破读者心理色彩眼光下,鬼子执行的叙事是人的“边缘羡慕中心”精神动力论。在鬼子的作品精神里常出现一种渴望:走向中心,走向城市的精神倾向。《瓦城上空的麦田》的胡来,李四《被雨淋湿的河》;中的晓雷和晓雷的母亲《上;午打磕睡的女孩》中的父亲《;农村弟弟》的马思(一撮毛)和《罪犯》中没名没姓的“他”《九月十三;日》里的爷爷都是渴慕城市向往城市的失意者。作家回归到人为本位的叙述,把人的主观渴慕情绪作为叙述的支撑杠,所以他的叙述出现“偏执的

[4]

叙事”的现象,事件情节叙述过程常常呈现“偶

[5]然的强制性的推演”。

《农村弟弟》的马思(一撮毛)是叙述者父亲知青时一次偶然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初“向往城市、进城”成为了人们思维的常态。一撮毛知道了城里的父亲,于是他要到城市里生活,母亲不

利彩奖的现场,兜里仅剩3元钱,包着试一试的心态,走近摸奖台,被售奖票女人的“激将”买了奖券,意外的中头奖。中奖后第一念头就是找一个妓女玩,然后到酒家饱食一餐。这是“城市化开放精神”异变的表现,也是繁华城市阴暗角落的演绎。其实作家在这里演绎的是一个城市“渴慕”精神者的悲哀。《伤心的黑羊》也亦然,从小说的内涵上看是死亡故事的演绎。葛根生日那天突然想到城里玩玩,尽管没有钱也无所谓,去城里看看就行。其实这“突然要到城里”不是无根无蒂的精神需求,而是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城市“渴慕”精神动力在驱使他进城的。就因为这一“偶然”的事件,灾难就接踵而来。葛根和父亲进城,父亲见到了屠羊的朋友李黑,因葛根的怜悯四只黑羊的生命,李黑就没有杀这四只黑羊,后来和老板发生了冲突,杀了老板歪脸。李黑成了杀人逃犯,到我家躲避,穷怕了的父亲因起了贪欲李黑的三万元到银行取钱时被公安捉了。葛叶为了弟弟的将来(读书)、父亲的重托,第一想到的就是进城,进城了什么都好办,在葛叶的心里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城市。但到城市里她被城市的小混混骗了,遭到了凌辱。在这个文本中城市“渴慕”精神动力仍然是造成这些悲剧的主要原因。《上午打磕睡的女孩》在叙事时遮蔽了叙述动力的机制,作者把城市“渴慕”精神动力机制深藏于文本里:寒露的父亲抛家弃女出走,原因是什么?文本交待的是“我”的母亲偷了肉。“愤怒”的父亲“背着一个很大的行李包”“从母亲的头上”“跨了过去”这样“永远的消失

肯,一撮毛举刀劈自己的母亲,要求母亲带他见父

亲,把户口迁进城市。一撮毛“渴慕中心”的心理比一般人强烈。在母亲死后,自己回到农村,心里想着的还是如何进城作一个城里人。就是这可怕的“渴望”精神使然,使他的心理变异。一撮毛“制造”了一出“杀人———救人”的英雄戏,于是他当上了村长。他的心底是这么想的:“把这个村长当好,然后想办法到乡里,以后再想办法进县城。“在吃喝玩乐奉承上级的官僚生活不到两年里,一撮毛终于实现了他心底的渴望———可以调到县里了,但被“玩的相好的女人”杀了。在一撮毛的心里就是这么一种精神状态:我一定要进城,成为城里的人。这种精神动力导致了一撮毛所有的悲剧:我父母的双亡,我阿姨的死,村长的死,和他自己的死。作家就是依按这种精神维度进行叙述,人因强烈的主观驱使而“制造”了生活的千姿百态看似偶然的事件。因此,在一些评论家看来鬼子是把“偶然”当作“叙事节奏的强制性推演”。这种

第1期　　　　　　　　　　　郑立峰:边缘的思考,主流的文学在我们母女俩的生活”,晓露开始经历了死母———遭迷奸等一系列的灾难。在这里我们分析一下“我”的父亲的心理:聪明的读者都知道“我”的父亲绝对不是因为仅仅“我”的母亲偷肉就抛妻弃女的,那么是什么呢?原因可能很多,我们以为在父亲的深层无意识里有着更为强烈的渴慕精神,向往大城市向往中心精神使然,在这种精神的使然下“,我”的父亲到了更大的城市———海南市“,他在海南发大财了”。在《瓦城上空的麦田》的叙述里这种机制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的“母亲被别的男人偷走了”,我的父亲说“:她是跟一个男人私奔了,他们去的是另一个城市,那城市叫米城”,而且是一个捡垃圾的的米城人,在这里与其说母亲是贪图享受的欲望表现不如说是母亲的心底“渴慕”精神动力的使然。母亲尚且如此“,我”的父亲更是如此,他把“我”从学校拽了回来,把我带到了瓦城捡垃圾“父亲说,,只要你永远在瓦城住下去……你就真正成为瓦城人了”;李四的“英雄情结”得到极大的满足,也是得益于李香李瓦李城真正成为了瓦城市民,从而完成了李四的城市“渴慕中心,向往中心”精神欲望,在这里儿女们是李四精神性格的一种补充。这种精神动力就像一把双刃剑,既割死了我的父亲胡来,又刺死了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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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免心惊胆寒,生活咋会这么邪呢?如果你有

同感,那么鬼子则成功了,他在玩一种文字的“游戏”———陌生化。这是他追求的文学审美意蕴,这是耐得时间考验,经得起人们推敲的。陌生化的语法,陌生化的语言使鬼子的小说增设了可读、耐读的审美维度,标题如此,文本内容也亦然。下面我们选择一些现场的对话场景,实录如下:母亲跪在地上呜呜的哭着,哭得比晚上更厉害。

母亲说你想丢下我们不管了吗?你能告诉我们,你要去哪吗?

父亲没有回答。父亲只是恶狠狠的吼了一句,你给我滚开!母亲没有滚开,母亲跪着不动。

母亲说,你就这样丢下我们,我们怎么办呢?

父亲说,怎么办你还用得找问我吗?父亲说,你可以去偷呀!父亲说,你不是会偷吗?

父亲说,不都说是工程师吗?你脸都不要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办吗?

说完,父亲抬起了他那条长腿,从母亲的头上突然跨了过去。

(上午打磕睡的女孩》)《

在这里作家似乎是以“我”为第一叙述者叙述他的所见所闻,又似乎是以潜在叙述者的身份来说话,告诉我们这些故事,我们似乎在场听到这场家庭的争吵的声音,可是我们又不在场,这种叙述口吻是站在接受者的主体阅读经验的立场来叙述的,在这里“作家死了”,但作家是与读者的经验域“同在”的。“我”既是在场的参与者,又是事件的叙述者,我们“在场”又“不在场”,我们好象身临其境听到这场激烈的争吵,但是我们认真听的时候,又没有听到“真正的声音”,在这里我们无法逾越叙述者的声音,因为这“声音”是转叙的,丝毫没有在场的气氛:节奏不紧张,场面不激烈,气氛不热烈,原本是一场火气冲天愤怒的“争吵”,愤怒到何种程度?父亲背起行李包要离开这个家。作家把这场“争吵”处理得异常的平和,以平和转换成了“辩论”式的交谈。这是作家有意遏制的情感宣泄,用“客观”冷静的不直抒胸臆的叙述,尽量让读者从感知的阅读世界中寻找到景象的感悟。这种“转化”的艺术效力是奇特的,既新鲜又营造了作品一种客观、冷静的效果,给读者以新鲜、真实的

三、陌生的语言,陌生的景象

鬼子的小说不好读。不是说他的故事情节不好,而是他的陌生化的语言,陌生的语法。首先我

们看他小说的标题“被雨淋湿的河”“、烟和云的结果”“、上午打磕睡的女孩”“、学生作文”等,咋一看这些标题,语义和语法还真的存在着问题。“河本来就是湿的,难道河不是水吗?雨怎么可以把水

[3]

淋湿呢?”这是语义与语符的所指不是同指,语义与语符的“错位”其功能是产生“语言的寓言”的

[6]

审美意义。“上午打磕睡的女孩”其深远的陌生化使我们联想到“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纯静、悠远、神秘的美,这里面有着耐人寻味的诗意般无限

的遐想。“烟和云的结果”中“烟”和“云”物质形态不是一样的吗?有什么结果呢?其实小说文本中叙述“烟”和“云”是一对夫妻“,这对夫妻有爱情是一种结果,没有爱情也是一种结果……生出一个孩子来,这孩子也是烟和云的一种结果”,这里是带哲理性的叙说。“学生作文”是教师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语,而鬼子的审美功效是“学生作文”导致了一桩杀人案,待我们阅读完这个文本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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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享受。在他所有的小说中“现场”,的对话作家都是采用这种手法。对话或者第一叙述者第二叙述者的面对面交流,鬼子永远都给我们留下了“距离”,这种“距离”是审美的可能。

鬼子的叙述有时也出现“百越境界”的鬼魅阴冷的幻象,这是营造陌生化景象的艺术手段。《瓦城上空的麦田》有两个情节写得特别“玄乎”:一是李四把自己的老伴埋了以后,他朝自己麦田的那个稻草人走去,那个稻草人歪歪的“我看到他扶,

起稻草人的时候,眼里悄悄地竟流下了泪来,好像他扶起的不是什么稻草人,而是他那永远离开人间的老伴,或者那稻草人就是他自己”。稻草人头上的帽子是李四的,稻草人身上穿的衣服、裤子,全是他老伴的“,我看着看着……她就站在我们的面前”;二是李四死了,我把他的骨灰埋在他老伴旁,路过那块麦田的时候“那稻草人早已经倒在,

了地上。我觉不对呀,当时我插得挺深的,怎么就倒下了呢?我把稻草人扶了起来,重新插好,插得深深的,然后,学着李四当时的样子,先是整整了李四的那顶帽子,然后从他老伴的衣领那里慢慢地整理下来,然后是胸襟,然后是衣摆,一点一点,细细的没有放过,就连稻草人手中那一个白色的塑料袋,我也给重新系好。但就是这个塑料袋,我才刚刚系好,它忽然就飞走了……忽然就从稻

[3](P178)

草人的手里飞走了,就像一个色的精灵”。《叙述传说》也有这么一个“神奇”的药伯老人“:他每天早上总是游荡于凉浸浸的野外,一滴一滴地吮吸着草尖上那些鲜嫩欲滴的露水。没有露水的早上,他同样肆意地奔走着,像一只颇有深造的老狐狸漫步与一页上古的风景,满口哇哇地朝着苍

(被雨淋湿的河》)天呼吸。”《

这是我们南方巫婆仙公们常说的“天公”的

“显灵”:人死入了“阴府”成了另一种“人”,在阳界

是以一种“物”现身在现实世界的,李四的老伴和李四均是以“稻草人”现身的,这是眷恋人间的表现。其实,这是我们“百越”人们常常虚构的一种

(幻象),这与其说他们寻求的是一种迷信“想象”

的自然现象的阐释,倒不如说是我们南方人民心底的一种精神的寻找,在民族现实生活风俗的“皈依”表现。药伯老人仙道一般的晨吸露水,也是我们潮湿气候下的南方人的神话。诚然,鬼子的象征意义不在这“,稻草人”和“白色的精灵”意蕴是李四精神意符,他们至死还是向往瓦城,这是李四的“英雄化”的情神系谱,鬼子意在通过独特叙述,营造陌生化的意境来表达: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农民对城市经济建设发展的羡慕和“向往”的精神焦虑,以及造成这些民间悲剧因子的思考。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欲望的狂欢化写作语境是文学写作的最大亮点,对于鬼子而言,他的叙述是“边缘”的,地处“边缘”的他凭着平静、深邃的眼光审察整个社会,揭示社会问题的本相,用人类的良知去体恤同情受难的人们,思考人活着的价值和精神,这是鬼子叙述突围欲望化的胜利,也是承接“五四”精神的“新乡土”叙事在当代文学史里的独特贡献。

[参考文献]

[1]　鬼子.艰难的行走[M].昆仑出版社,20021

[2]　程文超1鬼子的“鬼”[J].当代作家评论,2004,(1)1[3]　鬼子1鬼子悲悯三部曲[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1[4]　王干1叙述之外的叙述[J].南方文坛,1997,(6)1[5]　洪治刚1宿名的体恤[J].南方文坛,1999,(1)1[6]　王杰1世纪之交文化格局中的中国南方文学———作

家与评论家的对话[J].南方文坛,1999,(2).

EdgeMeditationonMainstreamLiterature

———OntheValueofGuizi’sNovels

ZHENGLi-feng

(Chinesedepartment,YulinTeacher’sCollege,Yulin,Guangxi537005,China)

Abstract:ThispaperwilldiscusstheliteraryvaluecontainedinGuizi’snovelsandhistruthfulwritingattitudefromtheangleof

“livingforlife”.Thenovelist,withpitifulfeeling,narratedtheafflictionoftheancientfolksatthetransitionintomodernizedsociety,andthespiritualangstofthehumansinthemoderncivilization.Herecountedthose“edgedhumans”whoadmiredthe“centralpersons”withmodernthirsty,revealinghisviewpointsofliteraryvaluewithstrangegrammarandaliensceneryin“Bai-yueCulture”.

Keywords:Distress;OriginalDesire;“theEdgedHumansAdmiretheCentralPersons”;Bai-YueCulture;Alien

[责任编辑　蒋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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