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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川:解析《治理与善治》

2021-03-03 来源:华佗健康网
陈力川:解析《治理与善治》

陈力川:解析《治理与善治》 陈力川

《治理与善治》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有关治理问题的译著,它的最大价值就是将治理的国际思考首次介绍到中国来,为有兴趣研究治理问题的人提供了一本有益的参考书。尽管这本书所选文章的作者不都是国际上治理研究的代表人物,但文章大都涉及治理的关键性问题,并且多处引述了西方重要的治理学著作。如果吹毛求疵的话,这本书有两个不足之处,一是它所采用的编译形式难免不使人对译文的忠实性产生疑问;二是缺少每篇文章作者的简介。本文试图为《治理与善治》一书做一个剖面图,归纳和解析其中的若干主题。

一(“治理”研究的兴起和出发点

“治理”研究是如何兴起的,对这个问题,鲍勃•杰索普的论述最为详细。杰索普将治理的兴起放在一个长时段考察,发现在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系统的协调中,有些相互依存的形式不适于,甚至抵制用国家等级制(自上而下发号施令)或市场机制(放任自流)的方式进行协调,相反,自组织治理作为一种最“自然”的协调方式从来没有消失。过去由国家或市场进行调节而遭到失败的事例使人们对国家和市场的作用不再抱幻想,从而将治理的协调方式当作一种可能的选项。其次,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打破了各国的经济活动空间与国家领土相对吻合的状态,使人们对民族国家管理经济的能力产生了疑问:“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复杂辩证关系促使世界经济改变面貌。据说这一变化已使(民族)国家难以控制本国境内的,尤其是影响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2 这意味着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长期性的变化反映了社会复杂化的加剧,有必要通过实行自组织协调重建某种规则和秩序,治理思想的兴起伴随着重建规则和秩序的努力。

詹•库伊曼和玛丽—克劳德•斯莫茨同样把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作为治理研究的出发点。所有社会系统都以降低复杂性为基本目标,如果治理能够理解、反映并利用现代社会的动态性、复杂性和多样性,那么就可以使社会达到自我控制。斯莫茨说:“现代社会愈来愈复杂、愈来愈分裂,是一张由大量相互差别、各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组成的网。”3 库伊曼说:“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政治子系统(如医疗、教育、交通、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的巨大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4“一方面,总是有某种意志要维护现存状态,另一方面又总是存在导致那种状态发生变化的力量。可以推断出,在社会政治系统中,这些不同的张力将同时发挥它们的影响。”5 可见社会系统具有结构性,变化性和差异性的特征,就表现形式而言,分别体现为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如果复杂性不受到约束,那么这个系统就将朝着无序的方向发展。如果动态性不受到约束,那么,这个系统就无法定位。如果多样性不受到限制,那么,这个系统就将解体。”6 对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的忽视既是造成治理能力问题的原因,也是治理在实践中需要克服的障碍。

二(“统治”与“治理”的区别

弗朗索瓦—格扎维尔•梅里安从国家角色的角度,将治国的理论分为新旧两种,旧理论代表的是统治的观点:“有效的管理就是所谓的强国家(the strong state),即一个明显地区别于市民社会、拥有足够的资源,因而能够抗得住社会压力的国家。国家越强大,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能力就越强。官僚化和中央集权的程度决定着国家独立自主的程度。”7 新理论代表的是治理的观点:“有效的治理意味着国家紧缩开支,变得不那么强有力而取低姿态,国家作为一个几乎并不比其他方面重要多少的合作者,与私营利益集团一起在网络中发挥作用。„„这就无异于从由政府‘自上而下的’统治过程向相互影响的过程转变。”8 可见统治面对的问题

关乎权力的行使;治理面对的问题关乎权力的分享。在统治的观点看来,一个现代国家必定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在治理的观点看来,一个现代国家应

当是一个适度的国家。

詹•库伊曼是从方法论上考察统治和治理的区别。旧的管理体系(统治)每每遇到政策的作用相互抵消,执行起来困难重重的情况,通常用解除管制的办法来减少管理的需要(其实也可能通过加强管制的办法增加管理的效率),或是通过私有化转移这种需要。新的治理体系是由政府管理与社会分离的状态向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形式转变。“人们似乎在放弃‘单方面的控制’而转向‘从双方或多方面进行思考’,人们开始重视相互的需要和能力,并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社会政治系统的(不良)特征及其治理。”9 在这种转变中,不难看出旧的统治形式偏重社会的统一性,忽视或无视社会的多样性;新的治理形式在保持统一性的前提下,希望更多地兼顾社会的多样性。

皮埃尔•德•塞纳克伦斯是从权力和职能的角度看待政府统治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各国政府不再垄断指挥和仲裁的政治职能。现在行使这些职能的是多种多样的政府性和非政府性组织、私人企业和社会运动,它们合在一起构成本国的和国际的某种政治、经济和社会调节形式。”10 “而各国政府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卷入错综复杂的治理结构。这种结构的形成是靠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和制度,靠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的网络,虽然它们的动向有一部分为这种结构所无法控制。”11 《没有政府的治理》12 一书描述的正是治理时代政府权力与职能的演变。其实说“没有政府的治理”并不确切,确切的说法可能是“与政府共同治理”,因为政府的作用并没有消失,只是与其他组织机构并驾齐驱。例如在城市治理中,市长手下的行政管理和服务机关与利益集团代表和城市规划专家形成的政策群体就具体项目和共同利益展开谈判,政府行为的背后形成了一个协同治理的局

面。在这里,我们看到治理的思想没有、也不可能排斥政府的组织和权力,而是要求政府决策过程向其他社会组织和专家开放。

斯莫茨引用《没有政府的治理》中的一段话说明统治与治理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区别:“统治只存在于界限清晰的领域,而治理则是与世界秩序不可分的,而且不限于单一的活动领域。不可能存在没有世界秩序的治理,也不可能存在没有治理的世界秩序。”13 对这段话,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说统治在一国范围内是可能的,在世界范围内则是不可能的。新的世界秩序只有通过治理才能建立和维持。

三(“治理”的内涵、外延和六种不同的用法

许多治理问题的研究者都认为,“治理”一词被许多利益不同,政见各异的组织和群体在不同的场合用于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目的,但其中隐含的政治进程却有目共睹。“治理”不要求对某种政治体系的认同,而是为实施某项计划,在不同利益相互作用的领域建立共识和妥协。詹•库伊曼和范•弗利埃特指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14 格里•斯托克将治理的互动过程所涉及的伙伴关系分为三种:“(1)主导者与职能单位的关系,(2)组织之间的谈判协商关系,(3)系统的协作。”15 这三种关系的特征第一是联合:无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机构,在知识和资源两个方面都没有足够的能力独自解决一切问题,联合是必要的;第二是平等:在这三种关系中,特别是在后两种关系中,不存在明确的等级关系,谈判协商应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第三是协作:治理把代表性不同,效率不同,能力也不同的组织和个人结合在网络中发挥作用。

玛丽—克劳德•斯莫茨用法治、效率、责任和透明这四个关键词确定有效治理的含义:“(1)公民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特别是这一切都须通过司法独立、亦即法治来实现;(2)公共机构正确而公共地管理公共开支,亦即进行有效的行

政管理;(3)政治领导人对其行为向人民负责,亦即实行职责和责任制;(4)信息灵通,便于全体公民了解情况,亦即具有政治透明性。”16

罗伯特•罗茨详细论述了治理的六种用法: 1( 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

这是一种一般性用法,重新界定了公共干预的范围和形式,以及利用市场或准市场的方法来提供“公共服务”。17

2(作为公司治理

有三个可以同时适用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组织的原则,即开放或信息公开;坦率或者直接解决问题和全面解决问题;责任心或者通过清楚地划分职权使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18

3(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

“新公共管理”有两个含义: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管理主义指的是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 新制度经济学指的是把激励结构(例如市场竞争)引入公共服务中。它强调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选择。19

4(作为“善治”的治理

善治有三个组成部分:系统意义的、政治意义的和行政管理意义的。系统意义上的治理在用法上比政府管理更广,涵盖了“内部和外部所有的政治经济权力的分配”。治理在政治上的用法指的是“一个从民主授权机制中获得合法性和权威的国家”。治理在行政管理上的用法指的是:一种有效的、开放的、负责的并且被审计监督的公共服务体系,„„。20

5(作为社会 — 控制系统的治理

它是所有被涉及的行为者互动式参与努力的“共同”结果或者后果。这种模式不能被简化为一个行为者或者一个特殊的行为者团体(库伊曼:“社会政治治理”)。21

6(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

“治理的网络方式”强调了“声誉、信任、互惠以及相互依存”。因此,网络是市场和等级制的替代,而不是二者的混合。„„ 如果说价格竞争是市场的核心协调机制、行政命令是等级制的核心机制的话,那么信任与合作则是网络的核心机制。22

四(治理与全球化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历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快速的变迁,这个变迁被普遍命名为“全球化”,其主要含义是不断增长的经济依赖性,同时暗示着不同文化和制度的国家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或者趋同。治理思想正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从众多的新思维中脱颖而出和蓬勃发展的,它反映了对国家没有能力独立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建立必要的制度以保证秩序和公正的努力。“国家对解决小问题则嫌过大,对解决大问题则嫌过小。”23 丹尼尔•贝尔的这句话为越来越多的人领悟和认同。联合国属下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婉转地表达了全球化时代国家与政府的局限性:“治理在世界一级一直被主要视为政府间的关系,如今则必须看到它与非政府组织、各种公民运动、跨国公司和世界资本市场有关。凡此种种均与具有广泛影响的全球大众传媒相互作用。”24 劳伦斯•S. 芬克尔斯坦说得更干脆:“全球治理就是超越国界的关系,就是治理而没有主权。„„ 全球治理就是在国际上做政府在国内做的事。”25 这个说法显然过于理想化,问题是如何操作呢,

在实践领域,欧洲联盟经常被标榜为跨国合作体制的成功经验,但撇开欧盟棘手的宪政问题不谈,它还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合作试验。曾经担任欧盟执委会主席的

法国人雅克•德洛尔主张将欧洲联盟看作一种“不明政治物”(unidentified political object),它不属于传统的政治体制,如国家、联邦或邦联的范畴,而是一种新型的制度性和政治性实体。皮埃尔•德•塞纳克伦斯建议“人们不妨用同样的方式看待结构处于迅速变化之中的整个国际社会,其特点在于出现了部分地摆脱国家控制的社会运动、企业和组织的势力日益增长”。26 由此可见,治理思想与国际关系体系的研究相关联,它对按照传统观念来理解的国家体制所构成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全球化时代的治理是否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者用福山(Fukuyama)的话说, “历史的终结”:即“在自由民主的原则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的优越性上以及在现代社会组织的形式上,一种世界性的共识已经来临”呢,应

该说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五(“善治”与“国家改革”

“善治”的概念由世界银行提出后,不胫而走,遂成为某种不言而喻的要求和标准在国际间流行。它常常与在第三世界国家推进民主和有效率的政府的努力相联系。历史上,世行受其章程的限制,援助项目不得考虑非经济因素。这项规定基于世行的一种经济信条:即“市场是非政治的社会现实,按照它本身的动力运作。当规章制度有利于其扩展的时候,市场随时都可以解放市民社会的活力,使经济和社会进步成为可能”。27 “善治”的提出显然标志着世行态度的某种变化:“放弃了它的章程所规定的政治中立态度,表示关心发展所需的某些政治条件,诸如合法性、公众参与变革、法律的地位、司法行政、人权和新闻自由。它还宣称支持非政府组织、工会及市民社会的各种运动。这些声明考虑到了发展的规章制度方面和政治方面,无异于一反它传统上所持的经济方面的信条”。28 “善治”的实质是要求那些“管理不良”的国家改革官僚机构,但“善治”显然比“国家改革”或“政治变革”等提法更具技术性而较少政治色彩,为多边组织和金融机构用一种相对而

言较为和缓的语言讨论敏感问题提供了方便,而不造成越权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印象。29

此外,“善治”的目的也“不仅仅是要减少政府的作用而使之更有效率,而且是要将部分社会权力从政府和公共部门转移到个体和私营部门。在持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人看来,这种制度改革不仅是为了实现‘良好管理’,而且最终将利于促进民主这一更高目标”。30 正是基于这一目标,《治理与善治》一书的主编俞可平在引论中指出:“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 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31

中国古代“善政”的说法,指的是能带来“政通人和”局面的法则政令,其实它与治理思想提倡的“善治”并非完全没有相通之处。所不同的是“善政”的施行者历来是统治者,“治理”的施行者则是由执政者(公共权力)和社会其他行动者构成的合作网络。如何施“善政”,通常是由统治者说了算;如何达到“善治”则要考虑人民的意见。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善治”只有在民主的社会才有可能。有民主不见得有“善治”,但没有民主则不可能有“善治”。

六(治理与“协会革命”

杰拉德•克拉克的文章“发展中世界的非政府组织与政治”的论题不是治理,而是二十世纪末非政府组织引发的“协会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化所起的作用。作者引用莱斯特•萨拉蒙的话,将这场“协会革命”的重要性与十九世纪晚期民族国家兴起的意义相提并论。

文章首先论述了促使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国家蓬勃发展的四个因素:(1)发达国家非政府机构向发展中国家非政府合作伙伴提供强有力的经费援助;(2)国际多边和双边发展组织也在其成员国的要求下向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3)八十年代的经济衰退迫使原先对非政府组织不友好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做出了让步;(4)非政府组织在发动和维持大量抗议运动中获得了重要地位。32

其次,文章讨论了非政府组织与传统的激进社会运动的关系。例如印度和菲律宾共产党认为,“非政府组织是资本主义和西方政治与文化价值在发展中世界的代理人,宣扬的是由多边、双边及非政府的捐助者设定的一套东西”。33 天主教教会对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存有矛盾心理。“例如拉丁美洲主教委员会监视欧洲和北美天主教资助机构对拉美非政府组织和人民组织的支持。在威权统治最严厉的年代,教会支持或不支持非政府组织,特别是人权组织,使教会卷入了痛苦的政治论争。”34 传统

的政治党派对非政府组织的态度各有不同。“在菲律宾、印度、巴西和智利,与精英利益斗争的政党欢迎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后勤支持。但是在其他国家,非政府组织集结力量直接向政党提出挑战并激起了对抗。”35

关于非政府组织与民主化的关系,作者介绍了托克维尔和葛兰西的两种对立的观点。“前者认为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改进了利益的表达和提出,因而加强了市民社会和民主;后者认为,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只是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以及市民社会内部本身的政治斗争模式制度化,并为仍然在根本上以阶级为基础的斗争增加了一个维度。”36 现实中,作者发现托克维尔和葛兰西的观点都可以找到佐证,而且这些佐证甚至可以来自同一个国家。

七(治理的局限和风险

辛西娅•休伊特•德•阿尔坎塔拉首先提醒我们不要将作为治理基础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起来。用反国家的言语来讨论促进“市民社会”只会破坏基

于“公共领域”和“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公民责任。强有力的政府只有在极权政治的情况下才会对公民社会构成压迫。在许多战乱频仍,或者面临战后重建任务的国家,恢复国家机器还是建立公民社会的首要条件。37

鲍勃•杰索普关注的是治理与市场和国家协调的关系。他说:“虽然有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国家协调的失败,我们仍不应当忽视一种可能:以治理取代市场和等级统治是会失败的。”38 杰索普从“失败是一切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出发,指出“由于社会结构日益复杂,透明度日益减少,要想对社会的多种目标在一个更宽广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进行调控——不管是通过市场、国家、伙伴组织或其他机制——的大多数尝试以失败告终的可能性最大”。39 这说明治理不是万能的,治理失败的可能性不比国家和市场失败的可能性小;杰索普显然不赞成以治理取代国家和市场的调节,而倾向将治理视为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

与杰索普的观点不同,阿里•卡赞西吉尔认为,治理的问题不是出在取代市场调节,而恰恰在于它本身就是“要通过市场式的决策排斥政治来治理社会。存在着将某些决策领域同常规政治过程分离开的倾向。„„市场是最有效的信息和交流机制,它平衡物品和服务的供需,确定适当的价格水平。但它当然不是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而公平地分配的机制,那是政治领域的事情。市场面对的不是公共问题和公民,而只是顾客(消费者)。民主政治涉及的是普遍利益的代表和中介,而市场则是不同的局部利益间的交流和协商”。40 显然,在阿里•卡赞西吉尔看来,如果治理意味着用市场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那么它在效率上势必不如纯市场手段,在政治上又没有国家手段的合法性,失败是必然的。

皮埃尔•德•塞纳克伦斯和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是在国际层面指出全球治理与市场的同谋关系。由于一些弱小国家的存在和区域性或国际性调节机制的不足,41 无论是联合国体制,还是民族国家的政府在维护集体安全和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公正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世界迫切需要处理危机、调节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然

而目前,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全球化的市场几乎成为惟一起作用,并影响社会子系统相互作用的调节者。有鉴于此,“全球治理” 很可能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外衣。42

八(结语

通常,民主制度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它在公民对体制的认同和政争之间保持理性平衡的能力。只有对体制的认同,没有对政治的争论,这个社会就会缺少自由,缺少活力;相反,只有政治的争论,没有对体制的认同,这个社会就会脱轨、失序。理想的状态是体制尊重政争的合法性,政争以对体制的认同为前提和限度。值得注意的是,治理不是民主制度的替代物,而是对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和深化。一方面,治理的机制需要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中运作;另一方面,治理意味着民主政权的性质正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在两次选举之间,选民可以通过公民社会自组织干预和参与议会立法和政府施政。面对社会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旧的统治方式已经过时,新的治理方式要求公共权力的行使以

政府与公民的互动与合作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的能力趋于制度化。因此有人说“治理”是“民主的民主化”,至少是代表了一种新的民主精神。

治理思想要求国家承担双重责任:对本国人民负责,对国际社会负责。各国的内部事务同时也是国际大家庭的“家务事”。国家的主权应受到尊重,但主权不能是抗拒世界潮流的“上方宝剑”。要求所有国家追求共同的目标和价值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谈,而实际上可能符合更广泛的国家利益。其实,现实政治从来都是原则和利益的交易。全球治理思想希望通过建立类似《全球公约》43 这样的共识,在人类社会应当遵循的普遍原则、国家利益和个人价值之间找到最大的重合点。治理是全球化时代超越地缘政治,实践公益政治的一个尝试,其最大特点是开放性和灵活性,它不是一个密封的、定型的“桶”,而是一个透气的、有伸缩性的网状体系。

平等、公正、透明、负责是治理网络的“纲”;公司,社区、协会、城市、国家、区域、国际社会都是大大小小的“目”,我们不妨用纲举目张形容治理网络的运作方法。

2006年3月,于巴黎

1 《治理与善治》,俞可平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2004年12月第2次印刷,372页。

2 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治理与善治》,第62页。

3 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 ,《治理与善治》,第271页。

4 詹•库伊曼,“治理和治理能力:利用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 ,《治理与善治》,第219页。

5 同上,第222—223页。 6 同上,第232页。

7 弗朗索瓦—格扎维尔•梅里安,“治理问题与现代福利国家”,《治理与善治》,第110页。

8 同上。

9 詹•库伊曼,“治理和治理能力:利用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 ,《治理与善治》,第219页。

10 皮埃尔•德•塞纳克伦斯,“治理与国际调节机制的危机”,《治理与善治》,第241页。

11 同上,第243页。

12 James Rosenau, Ernest Czempiel,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 见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 ,《治理与善治》,第265页。

14 见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治理与善治》,第32页。

15 同上,第42页。

16 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 ,《治理与善治》,第268页。

17 罗伯特•罗茨,“新的治理” ,《治理与善治》,第87页。 18 同上,第88—89页。 19 同上,第89页。 20 同上,第90—91页。 21 同上,第92页。 22 同上,第94—95页。

23 见阿里•卡赞西吉尔,“治理和科学:治理社会与生产知识的市场式模式”,《治理与善治》,第128页。

24 见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 ,《治理与善治》,第270—271页。

25 同上, 第265—266页。

26 皮埃尔•德•塞纳克伦斯,“治理与国际调节机制的危机”,《治理与善治》,第254页。

27 皮埃尔•德•塞纳克伦斯,“治理与国际调节机制的危机”,《治理与善治》,第248页。

28 同上。

29 参见辛西娅•休伊特•德•阿尔坎塔拉,“‘治理’概念的运用和滥用”,《治理与善治》,第17—19页。

30 同上,第21页。

31 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治理与善治》,第11页。 32 参见杰拉德•克拉克,“发展中世界的非政府组织和政治” ,《治理与善治》,第297—298页。

33 同上,第313页。 34 同上,第314页。 35 同上,第315页。 36 同上,第323页。

37 参见辛西娅•休伊特•德•阿尔坎塔拉,“‘治理’概念的运用和滥用”,《治理与善治》,第23—24页。

38 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治理与善治》,第71页。

39 同上,第81页。

40 参见阿里•卡赞西吉尔,“治理和科学:治理社会与生产知识的市场式模式”,《治理与善治》,第132—133页。

41 参见皮埃尔•德•塞纳克伦斯,“治理与国际调节机制的危机”,《治理与善治》,第257页。

42 参见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 ,《治理与善治》,第279页。

43 《全球公约》(Global Compact)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1999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的创意,根据这个创意,联合国与五十家跨国公司,工会及非政府组织结成合作联盟,2000年7月正式开始运作。《全球公约》的内容是:1/

支持和尊重维护人权;2/ 保证各自所属的社会不是侵犯人权的同谋;3/ 承认集体结社的权利,尊重结社自由;4/ 废除所有形式的强迫劳动;5/ 取消童工;6/ 杜绝在招聘和职业晋升上的歧视;7/ 预防环境污染;8/ 主动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9/ 鼓励环保技术的开发和应用;10/ 与各种形式的腐败做斗争。

世纪中国 2006-5-5 本网站发布时间:2006-5-5 10: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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