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赋》的背后

今天提及《赤壁赋》，说得最多的就是苏轼的旷达、乐观、潇洒、超逸，这当然是对的，但是除此而外，还有没有一些别的？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这样描述苏轼在黄州的生活：“苏东坡现在过的是神仙般生活。黄州也许是狭隘肮脏的小镇，但是无限的闲暇，美好的风景，诗人敏感的想象，对月夜的倾心，对美酒的迷恋，这些合而为一，便强而有力，是以使诗人的日子美满舒服了。在庄稼已然种上，无金钱财务的烦心，他开始享受每一个日子给他的快乐。”既然是超凡脱俗的“神仙般生活”，那么自然“每一个日子”都很快乐，但是鲁迅先生说：“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就像有光就必然有影一样，苏轼的旷达、乐观之外一定还有别的，道理很简单，他去黄州不是主动的，而是被迫的，不是人生的顺风，而是命运的逆水，不是悠闲的隐居，而是苦痛的贬谪。《赤壁赋》表达的是“于世事未能忘情”，“未能忘”不是苏轼的主动选择，而是现实的残酷

迫使他不敢忘。

生活和艺术之间毕竟存在差距。《赤壁赋》里，苏轼化身为主客论辩，以“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了事；《赤壁赋》之外，对于苏轼而言，现实的纠缠更加复杂沉重，无休无止，远没有写诗填词作文那样从心所欲挥洒自如。

黄州时期苏轼的内心世界不仅体现在那些为人们喜闻乐道的传世名篇中，也体现在他与朋友故交的书札往来里。苏轼与这些人的关系亲疏不同，措辞也深浅各异，但有两点苏轼跟很多人在交流中都做了特别强调。 一是自己的戴罪之身： 二是不近笔砚不作一字：

苏轼无辜得罪，突然直降人生深壑，自述“始谪黄州，举目无亲”（《与徐得之十四首》其一）。其实不仅在黄州孤苦无依，平生亲友也大都避而远之，不通音耗，这就是苏轼“不敢复白比数于士友间”“不复自比于朋友”“不复自比数缙绅间”的另外一面。至于不作文字，则因为苏轼的诗文恰恰是贾祸之南，严谴之下，惟恐“多难畏人”“使多言者得造风波”“为见憎者所笺注”，所以才会反复声明“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专为佛教……其他无一字”。人们大都知道“吾侪虽老且穷，而

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坝谑保?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与李公泽十七首》其十一），却忽略了这封书信结尾的“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苏轼说“不复近笔砚”当然不是实话，但由此可见他内心的惊惶忧惧。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见丁《三希堂法帖》所收苏轼自书《赤壁赋》帖。

元丰二年（1079），苏轼遭“乌台诗案”；元丰三年（1080），往黄州，二月抵达，白此谪居黄州；元丰五年（1082），七月作《赤壁赋》，十月作《后赤壁赋》；元丰六年（1083），应傅尧俞之请白书《赤壁赋》以赠，在正文之后苏轼特写下这段简短而意味深长的文字；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离开黄州。

文中的“钦之”即傅尧俞。傅本为郓州须城人，徙居孟州济源，未及二十岁即举进士，“知新息县，累迁太常博士。嘉?v末，为监察御史”，“英宗即位，转殿中侍御史，迁起居舍人”，“迁右司谏、同知谏院”，以谏濮议出知和州，“神宗即位，徙知庐州”，因反对新法，“出为河北转运使，改知江宁府”，“徙许州、河阳、徐州，再岁六移官”，“哲宗立，自知明州召为秘书少监兼侍讲，擢给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

丞”，“进吏部尚书兼侍读。元?v四年，拜中书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傅尧俞一生多任言官，正直敢言，竭忠尽职，“论事君前，略无同隐，退与人言，不复有矜异色”。“司马光尝谓河南邵雍日：‘清、直、勇之德，人所难兼，吾丁钦之见焉。’雍日：‘钦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温，是为难尔。”这样的个性也就不难理解傅尧俞与苏轼为知交。 赵令畴《侯鲭录》云：“韩康公绛子华谢事后，自颍人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会从官九人，皆门生故吏，尽一时名德，如傅钦之、胡完夫、钱穆父、东坡、刘贡父、顾子敦皆在坐。”可见苏轼和傅尧俞的渊源。当然，最能显现二者关系的还是上文所列的那段跋文。《赤壁赋》正文后的这段跋文显示，后来名满天下、被当作苏轼个人和中国文学史标志性作品的《赤壁赋》，作者当时却讳莫如深――“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绝非苏轼对自己的作品缺乏自信，这个在今天看来十分反常的现象恰恰反映了苏轼当时的生存困境。这幅书法作品能说明傅尧俞与苏轼相交之深，也能让我们明白地窥见黄州时期苏轼内心的忧惧：一方面老友求文，不能像对其他人那样以不作文字拒绝，“遂亲书以寄”；另一方面，“多难畏事”，所以叮嘱“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元丰六年已经是苏轼到黄州的第四年，他言行依然如此谨慎；这幅作品所书正是《赤壁赋》，面对的又是作者的至交，这样内容直接、心态真实的跋文，足以说明《赤壁

赋》所蕴含的不仅仅是苏轼的旷达、乐观、潇洒、超逸。这段附于苏轼亲书作品的文字，因为出处的特殊而遭际特殊，人们多强调其书法价值，却多无视其历史价值。历来苏轼文集都未收入此段文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将它收入苏轼佚文汇编卷二，题作“与钦之一首”，文末附说明：“据简中‘去岁’云云，此简作于元丰六年。苏轼友人中，有傅尧俞字钦之，《诗集》卷一有《傅尧俞济源草堂》诗，不知是否即此钦之。”孔凡礼先生对“钦之”未予确认。傅尧俞迁居盂州济源建有草堂，不仅苏轼有诗咏之，司马光、范祖禹、苏辙、苏颂、秦观亦有诗作题咏，可见傅尧俞生平交谊，也不难理解他们日后一同列名元?v党人碑。傅尧俞传世文字极少，东坡诗文中亦很少与傅往来作品，但据以上《宋史》《侯鲭录》所述及诸君诗作，应该可以确认“钦之”即傅尧俞。这段文字虽则短小，但是来源可靠，对象特殊，关联直接，内涵丰富，对于解读《赤壁赋》和黄州时期的苏轼，毫无疑问有着独特的重要意义。

东坡自言“多难畏事”，就是多难畏“人”――小人，就是“忧谗畏讥”的“忧”和“畏”。以舒宣、李定、王??之流深文周纳的功夫，他们会如何解读《赤壁赋》呢？他们会从“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中解读出什么呢？东坡的“畏事”其实是不愿沾惹，在品质恶劣手段卑鄙的小人面前，他

远远不是对手。从做人上看，东坡也不愿玷污自己，正如屈原的“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指出苏东坡心中的惊惶畏惧丝毫没有贬低他的意思，而是一种“理解之同情”。苏东坡因绝世才情而招致无妄之祸，备受精神蹂躏，又遭遇物质贫瘠，然而在这样的双熏逼仄中，苏东坡还是以他的智慧找到了救赎之道，安顿灵魂，实现超越，这正是苏东坡卓越人格品质的文化意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对苏东坡内心的创伤有足够的体察，对他的境遇予以同情；如果我们一味期待苏东坡面对逆境的旷达、潇洒，那就不仅仅是隔膜，而且是自私。生活在那样一个专制的时代和小人群伺的环境，谁都可以选择沽身白好远离污浊保全自己，又何况是苏东坡呢？中国历史如果没有苏东坡，中国文学艺术史如果没有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就要黯淡许多。

从苏东坡的人生遭遇看，一个专制的时代更多地保护的是阴冷和黑暗，不仅是专制极权。即使是苏东坡，即使在北宋，苏东坡也颠沛流离了一辈子。苏东坡的忧惧不是他的怯懦，而是一个时代的耻辱。苏东坡的大才是他被保护爱戴的理南，如果事实刚好相反，那是时代和人性的黑暗的污垢。说到底，苏东坡的悲剧是南时代和人性中的丑陋的交互作用造成的。关注一下更广泛的时空，我们会发现像苏东坡这样因为才华而遭受倾轧挤压的人生悲剧很普遍。一个文明、开

放的社会才是美好的、应该被提倡的，它符合人的发展的需要。我们应该同情苏东坡，不应该习惯性地钦羡甚至歌颂那样一个专制王朝，而应该把赞美和向往给予一个所有公民包括知识精英都可以言论自由、健康舒畅发展自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