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东渐的新学术平台——以民国史学期刊为例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JinggangshanUniversity（SocialSciences）

Vol．37No．4

Jul．2016

文章编号：1674－8107（2016）04－0119－07

西方史学东渐的新学术平台

—以民国史学期刊为例——

程文标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1120）

摘要：五四以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逐步加深，学术的整体大环境逐

步由国内走向国际，中国学人更多地希望参与到世界学术发展的潮流上来，中外史学的融汇由此日益加深。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建制的史学期刊之大量创办，民国学者在创办史学期刊的过程中，对西方史家的中国史研究、西方史学发展的历程及其现状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同时，史学期刊的兴起与发展使得中外史学的融汇有了一个固定的平台，通过史学期刊，西方史学得以大量地传播开来。

关键词：史学期刊；西方史学；传播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6．04．021

近代中国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外文化不断交融的历史，西学东渐是历史发展主流。在这一过程中，史学以其固有的文化传载特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早期通过译报、译著介绍西方国家历史地理风俗，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西方史学及其史学理论大量引入，中国史学也随之从传统向近代转型。

瞿林东指出：“20世纪的近百年中，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浪潮虽然时起时伏，时伏时起，但总的趋势是日益加强而不可阻挡。在这种形势下，中外史学的融汇乃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在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1］（P835-836）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外史学的融汇与其时史学期刊的发展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相比之前通过报刊对外国史学的零星介绍与输入以及少量译著的出版，史学期刊的兴起与发展使得中外史学的融汇有了一个固定的平台，通过史学期刊，西方史学得以大量地传播开来。

论及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的传播，学人更多地

将注意点集中在西方史学理论方面，强调西方史学理论及史学研究方法论在近代中国之影响。实则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传播与介绍只是西学输入中国的一个方面，事实的另一方面是西方史学的输入除了理论和方法外，还应包括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成果的输入，而且后者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对中国史学研究者的刺激和影响尤大。五四以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逐步加深，学术的整体大环境逐步由国内走向国际，中国学人更多地希望参与到世界学术发展的潮流上来，力图与西方学者争胜，傅斯年、陈寅恪、柳诒徵、张其昀、陈训慈等都表示过这一想法。他们感叹于近代中国不仅在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也落后于他人。其时国外汉学有了较大发展，中国历史让外国人来研究且有所超越，民国学人甚感羞愧。由此，民国学人除了不断加强自身研究外，对西方史学尤为关注。他们在创办史学期刊的过程中，对西方史家

收稿日期：2015-12-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史学期刊的发展与新史学演进研究”（项目编号：13CZS001）。作者简介：程文标(1980-)，男，湖北仙桃人，讲师，历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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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史研究、西方史学发展的历程及其现状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创纂辑之业；越俎代谋必劳而寡功。往往以隔于文字、昧于掌故、徇至望文生义凭臆抽思，泛滥驰骋以逞其戾断；则其初欲望见东方文化之本色，其结果乃适兴之相反，皮相之辞，荒谬之论，洋溢于彼方学者之口耳；是固大违西人之本愿，又讵非谈国故者之深耻欤”。这里，张其昀表面上是不赞成西方学人来研究中国历史，认为其有越责之嫌，实则暗含一种深刻的危机意识，是对其时中国史学研究乏人的一种担忧。他说：“顾今日中国学术荒落，新学小生震眩外教，驰心于输入之事，无他志矣，至于前古史实宿学大儒开始理董者，虽不乏人，然以吾国史籍年代之悠久，范围之博大，苟欲发挥无遗，甚非一二人所能竣功”；又说：“西人研究史学，无往不入，德法史家已多有考求吾史者，今美人亦继起自勖。是可见大战以后，历史探索之事业殆将集中远东，吾人身当其冲，纵不自振，亦当策所以应付之道焉”。作为一个学人，对本国历史竟然学不如人实在是“谈国故者之深耻”。因此他希望，“先图精详之本国通史之告成，并从事于各种专史之编订，然后以至公至正之心，阐扬中华固有文化之真价值于世界，昭宣民众之声光，以答外邦之所求”。

［2］

一对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成果的译介

较早关注于西方学者对中国史研究的史学期刊，首推《史地学报》，从其创刊之初就开始关注西方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情况。

1921年《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刊载张其

昀译斯坦福大学教授葛立芬著《美国人之东方史观》一文，该文主要是针对其时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课程缺少对东方历史课程的设置而言①，认为：“沿袭之成见，常视东方诸国为蛮荒之区，尚有待于欧人之创辟开化。此种误解，在昔尚无大妨，今则东西沟通，关系日密，吾人对于东方文化之本色，不可不有正确之认识。盖东方人生，或竟与吾人历史的经验迥乎不同也。”在东西方的交流不断得以加强的情况下，他认为需要对东方历史有更加深刻的认识。然而，其时美国各大学的东方史研究情况却不容乐观，“欲求一审当精赡之史书，则未之前观。如陶格拉司（Douglas）、兰滔来德（Latourette）诸人之作，皆嫌过略”。因此葛氏呼吁加强对东方历史的研究和科研人才的培养，通过“编纂教本、培养师资而外，大学图书馆中，尤宜罗致历史原料或著闻史籍，以备参考之用”，希望“在取东方诸族之史，博学而详考之，以为今日学校历史学程中仅有欧洲近世史，实为未足，吾人当进求一部世界近世史之告成也。”②

葛氏这种急切加强对东方史研究的呼吁，激起张其昀作为一个学人的民族自尊感，在“译余感言”中，张其昀表达了欲与西方学者争胜的想法，他认为“东方历史终当由东方人自行成就，自行宣布”，“若使西人研究吾国历史者无完备确当之底稿足以依据，而徒搜索史源，纲罗故事，从事于草

在其后《史地学报》第1卷第3期中，陈训慈译《美人研究中国史之倡导》一文对此给予了同样的关注③。此文与葛氏一文立意相同，认为中国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必然在以后的世界舞台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学者有必要加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美国拉多黎教授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情况和古代史家的近代精神予以了介绍，鼓励青年学子研治中国历史，并且对研治的路径给予指导。陈训慈译出该文后，亦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西方学者要研治中国历史必须先认定中国史学之价值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之地位，而西方学者往往对此比较忽视。他进而指出：“中国史之整理与推求，

①其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程共计130余种，其关于远东史者凡9种，日本史居其四，纯粹之中国文化史则没有，设置远东历史者如下：1、远东史，注重19世纪以来东西两民族之国际关系，如英人经营印度等；2、远东史，注重西人对于中国、日本、菲列滨、交趾支那之关系；3、日本史，自上古至丰臣氏之亡；4、日本史，德川时代；5、日本近世史，明治维新以后；6、远东热带拓殖史，注重英、美、法、荷诸国在远东热带之属地；7、远东政府，注重现今中国日本之政治组织；8、日本史，学生各自考究重要问题。参见《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一期，《美国人之东方史观》。

②以上引文均见《美国人之东方史观》一文，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葛立芬著，发表在美国《史眺杂志》（HistoricalOutlook，八卷三号）。原名为“WhyStudyFarEasternHistory-andHow?”研究远东史之原故及方法。

③《美人研究中国史之倡导》，由美国拉多黎教授著（ProfK.S.Latourette,DanisonUniversity），原文题为：“ChineseHistoryaFieldofResearch”，原载美国《史眺杂志》（HistoricalOutlook）十一卷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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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之于世，乃中国人之责；而在今日西人渐移其注意东向之时，吾人尤当兼程奋赴者也。”如果本国的历史留待外国学者来撰著，“实为世人之大羞”［2］。上述《史地学报》刊载的张其昀、陈训慈二人的译文，是对西方学者鼓吹研治中国历史的介绍，并以此警醒世人，希望中国学者加强自身的研究。此外，《史地学报》第3卷第8期又刊载王庸译《大战开始后七年间西洋之中国史研究》一文，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史的研究成果。

继《史地学报》之后，《史学与地学》、《史地半月刊》、《史学杂志》、《史学年报》、《史学丛刊》等刊物对西方史家的中国史研究都有译介。如何炳松译《拉施特元史考》一文刊登于《史学与地学》第1卷第3期。拉施特哀丁（KhojaRashidEddin）所著《DjamiutTawarikh》一书为西方研究蒙古史之源泉，在清光绪年间，洪钧著元史译文证补，将此书介诸我国学术界。该书在西方各国多有传评，而以法国白罗舍（Blochet）所译为最佳，白氏译本别有导言，名《IntroductionaunehistoiredesMongoles》，何炳松所译即为此文［3］。另外，如《“西湖至包头”序》［4］、《乌孙与汉之同盟》［5］、《元实录与经世大典》［6］、《考信录题解》［7］、《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与古史辨》［8］、《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9］、《评马斯波罗中国上古史》［10］、《岳飞班师辨》［11］、《日本文学博士那珂通世传序》［12］、《日本文学博士那珂通世传》［13］等都是译介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论文，这些文章或为介绍西方著名的中国史研究学者，或为对其著作的评介，或为直接翻译其研究著作。通过史学期刊对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的译介，中国史家都有一种紧迫感，如陈垣感慨：“日人对吾国历史研究之进步，一日千里，然吾人对于日本历史，尚多漠然观之，奇也！”，“吾人若不急起直追，将来势必藉日文以考蒙古文献，宁非学界之耻？”［12］可见，因对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成绩的宣传与认识的加深，中国学者希望在史学研究上不甘于人后。这对中国史家了解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融入学术发展的潮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关注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方面最为瞩目的应为《食货》杂志对日本学者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译介和《史学消息》对西方学者汉学研究成绩的系统介绍。《食货》杂志从第1卷第2期起就开始登载有关日本学者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论文，据笔者统

计，共计18篇，这些文章讨论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涉及到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货币、对外贸易、赋税、徭役、户口、城镇等多方面内容。《食货》对这些论文的译载，给其时陷于论争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模式，促进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向具体问题转变。

《史学消息》作为一份专门刊登史学界发展情况的参考性期刊，更是对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在刊载的内容上就明确表示“侧重国外方面”［14］，每期分为“西洋汉学论文提要”与“日本‘支那学’论文提要”两部分。有关“西洋汉学论文提要”方面，选取西方富有盛名的学术期刊，摘取关于汉学的精心著作，以提要的形式逐期进行介绍。选取的期刊大致如下：《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报》（JournaloftheRoyalAsiatic

SocietyofGreatBritianandIreland，1932－1936）、

《东方语言学会刊》（MitteilungendesSeminarsfurorientalischeSprachen,1930-1935）、《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报》（JournaloftheNorth-ChinaBranchoftheRoyalAsiaticSociety,1932-1934）、《东洋文库研究部纪要》（MemoriesoftheResearchDepartmentoftheToyoBunk,1932-1935）、《东洋学报》（ActaOieentalia,1932-1935）、《大亚细亚》(Asiamajor,1932-1934)、《中国教务杂志》（ChineseRecorder,1932-1936）、《通报》（TonngPao,1932-1936）、《东方学院学报》（BulletinoftheSchoolofOrientalStudies,1930-1935）、《中国杂志》（ChinaJournal,1932-1936）、《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学报》（BulletinDelecoleFrancalseD`Extreme-Orient,1931）、《亚洲艺术》（ArtibusAslae1928-1936）、《远东考古博物馆汇刊》（MuseumoftheFarEasternAntiquitieBulletin）。《史学消息》首先对上述期刊都进行了概要的介绍，然后对1931年以后

在上述期刊中刊载的有关汉学方面精要的论著，都予以提要式的介绍，有些还作了一定的点评。

有关“日本‘支那学’论文提要”方面，则主要选取了1934年4月以后出版的《东方学报》（京都）、《东方学报》（东京）、《史学研究》、《史学研究年报》、《史学杂志》、《东洋史研究》、《东亚》、《史林》、《史潮》、《史观》、《东亚经济研究》、《支那研究》、《支那学》、《考古学杂志》、《外交时报》、《人类学杂志》、《历史教育》、《历史与地理》等期刊中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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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有关中国历史方面的论文，对其进行了提要介绍。此外，刘选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机关》一文，对日本学界研究汉学的机关给予了详尽系统的介绍［15］。

《史学消息》除了对西方各国期刊中有关中国历史的论文译介外，对西方新出版的有关汉学的专著也进行了介绍，如第1卷第1至3期连载《各国关于汉学新刊书目》列出了1933－1935年间各国有关汉学新出书目。不仅如此，对于俄国汉学家帕雷狄阿斯、华西里夫、伯西聶德、雅撒特等人的生平和著作都有专文刊载①。总之，《史学消息》译介了大量有关西方汉学研究的论著，基本囊括了其时国际汉学发展的重要学术成果，对于中国学人了解国际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国人了解西方汉学研究动向的重要窗口。

除了《史学消息》的系统译介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一些史学期刊也刊载了有关从整体上介绍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的论文。如《史学》第1卷第1期刊载《欧洲各国对于中国学术之研究》一文［16］，对欧洲各国有关中国学术研究的现状、机构设置、图书资料等方面给予了介绍；《史学年报》第

西学来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往往也带有“中国文化命脉而假手外人，相形之下，不禁汗颜”［15］的无奈。

二对西方史学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的关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期刊不仅译介西方

史家研究中国历史的成果，而且对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状况及研究现状也较为关注。其中《史地学报》、《史学年报》、《史学杂志》、《史学丛刊》、《史学与地学》、《历史教育》等期刊都刊登过相关方面的论文和消息。

1921年《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刊载王庸

《欧史举要》一文。《欧史举要》共分九大类，分别为：1、初学通史；2、上古史：（a）通史，（b）太古原人史，（c）近东史：埃及、巴比伦及亚西里亚、波斯、希伯来，（d）希腊史，（e）罗马史；3、中古史；4、近世史：（a）通史，（b）别史；5、近今欧战史；6、近代国史举要；7、分科史举要（文学史及其他学术史目繁不及备载）；8、史学研究；9、地图，主要选取西方较有系统且简要的史学著作予以介绍。王庸将近代西方史学的发展情况与中国史学相比较，认为近世欧洲人文科学非常发达，“而史学实为中心，远考荒古原人，广搜各地史料，精阐博讨，不遗余力”，因此史籍“灿然大备”。加以教育方法的进步，导致“凡历史读本之编著，日事改良，尤足引人入胜”。但返观中国史学，“非列传编年，则故事杂记；虽卷帙浩繁，而陵乱琐杂，迄无一完善之通史。坊间教本，亦多仍古史之旧，而变其面目；学校教授，亦惟记忆故事年代是重，遂今学者视研究国史为畏途”。王庸认为导致这种差距的原因在于“研究编著之未得其方”，因此他希望通过介绍西方史家的著述，学习其编著历史的方法，他说：“夫吾国人之读欧史也，非徒周知希腊罗马之文化，记诵英法德美之功绩，以为作文谈论之助，当师其探讨编著之法，遂引以研究国故，整理国史，斯为要也。”［20］

另外，美国史学在一战后，出版史学书目甚多，《史地学报》在“史学界新闻”①一栏中对美国

1卷第5期载《明治以后日本学者研究瞒蒙史的

成绩》一文［17］，系统介绍了日本明治以后日本学者研究满蒙史的研究成果；《史学丛刊》第1卷第1期载《日本近代之西藏论文研究目录（附录）》［18］，该目录附录了从日本明治十年至昭和五年间有关西藏问题的研究性论文，分为九大类②，其中“史书及历史研究”类共录32篇论文；《史地杂志》第1卷第1期刊载《近年日人所著关于东北地志目录》［19］，分书名、著者、出版年月、出版者四项，辑录了1937年前日本关于东北地理志方面的著作。

总的来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史学期刊有关西方学者之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在国内被广泛的传播开来，拓展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促进了中国史学与世界学术的融合。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传播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成绩的时候，国内学人的心态是十分复杂的，他们既希望通过译介

①分别见刘选民《俄国汉学家怕雷狄阿斯之生平及著作概略》（《史学消息》，第一卷第一期），《俄国汉学家华西里夫生平及其著作概略》（《史学消息》第一卷第三期），罗秀贞译《俄国汉学家伯西聶德生平及其著作概略》（《史学消息》第一卷第四期），汤瑞琳译《俄国汉学家雅撒特生平及其著作概略》（《史学消息》第一卷第五期）。

②分别为：大藏经之总括的研究，经论之校刊翻译及研究，喇嘛教研究，史书及历史研究，杂载，探险杂记，梵教研究，语学的研究，文献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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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月至8月新出版的史书也给予摘要，分

古代史、中世史、美国史、英国史、关于大战及改造者、关于政制及国际联盟者、历史教授法及杂史等七个方面进行介绍。在第1卷第3期“书报绍介”一栏中也选译了《美国史学季报》（American

史》（《GreatnessandDeclineofRome》），芬留（Frank）《罗马经济史》（《EconomicHistoryof

Rome》）等等。第四，对德、英、美、法等国史学的发

展近况予以介绍。他认为德国史学有两大变迁，兰克而后，德国史学重事实，近四十年来，普鲁士学派，鼓吹国家主义；英国史学界以研究制度史别树一帜；美国人则注意远东史，为新起之趋势；而法国史学界则受浪漫主义影响较深［23］。

陈训慈则主要讨论了西方晚近之政治史学和新起之综合史学的本质、贡献与缺陷。关于前者，主要讨论了晚近因袭的史学之静止不进之性质，关于史之本质、范围与目的的旧观念，历史著述之政治的崇拜，历史著述之零节的部分，晚近史学之普通贡献与缺陷，晚近政治史学之批评的考察等几个方面；关于后者，则讨论了政治史学与零节史学的衰微，史学观念之根本的说明，新起综合史学之本质等几个问题。作者两相对比，认为“心理社会法制诸科学皆日即发达，史学界不为所满足，则将自由取其一部分以去，而屏史学于生存世界以外”，旧有的仅仅从政治上关注历史已经不能满足整体学术发展的需要，需要从不同的侧面、综合的角度来阐释历史的发展。他对新史学之兴起抱有热切的希望，认为“‘新史学’之断非未来之梦而为现在之有力的真实”［24］。

在对西方史学整体现状及其发展历程的阐释中，除了《史地学报》刊载徐则陵、陈训慈等人的译著外，其后创办的《史学与地学》、《史学丛刊》、《历史教育》等期刊也发表过相关的论文。1926年，《史学与地学》登载了向达译《近四十年来美国之史学》［25］，该文见于1925年1月之《美国史学评论》杂志，原题为“TheseFortyYears”，为美国史学家CharlesMeleanAndrews1924年12月就任代理美国史学协会会长时的演说稿。该文从整体上对近四十年西方史学发展的走向给予了评述，但以美国史学发展为主，因此向达翻译此文时将题目改为“近四十年来美国之史学”②。

至1931年，国立北平师大《史学丛刊》创刊，

HistorcialReView1920年十月号）中有关介绍西

方史学新著的内容。《史地学报》所载有关消息和论文是近代史学期刊中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史学著述情况的，对于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史学的发展情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继《史地学报》之后，较为系统介绍西方史学著述的是创立于北方的《史学年报》，作为《史学年报》主编的齐思和连续发表了《英国史书目举要》［21］、《美国史书目举要》［22］，对英美史学发展及其中国学人学习英美历史的有关书目给予了介绍。不同于王庸、齐思和等人对西方史书的介绍，徐则陵、陈训慈等则对西方史学的发展状况作了整体的描述。

徐则陵主要对近百年来西方史学界之发现以及德、英、美、法四国学者的贡献予以阐释。第一，他分析了近代西方“人种学”于史学的影响。认为“人种学”与史学关系密切，“史家因的窥见原人生活之一斑，而再造过去”。但是史学亦受“人种学”之害，“史学家滥用人种学家研究所得之种族差别。张大其词，扬自己民族而抑其他民族，其流弊乃至于长民族骄矜之气，自视为天纵之资，负促进文化之大任。引起国际间猜忌，而下战祸之种子。”并列举了西方史学著述如CountGobinean之著《L`InegalitedesRaceshumaines》、H.S.Chamberlian之著《TheFoundationsoftheNineteenthCentury》，认为其为“史学中之种族狂派”。第二，分析了古文字学与史学发展的关系。他认为“史学自身近今之重要发展，大率与古文字学有关”，对近二十年来小亚细亚两河间地区北部陆续发现赫泰人石刻及其他遗迹，以及发现城垣宫殿等古物对史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行说明。第三，介绍了有关罗马史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如费雷罗（Ferrero）《罗马兴亡

①载《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二期，1922年。

②向达在翻译此文时对CharlesMeleanAndrews的情况予以介绍：CharlesMeleanAndrews先后掌教于摆马、约翰霍普金斯、及耶礼诸大学，为公家档案委员会及美国政府公牍刊行委员会委员。著述有：HistoricalDevelopmentofModernEurope(1898)；AHistoryofEnglandforScholesandColleges(1903)；ColonialSelfGovernment(1904)；ShortHistoryofEngland(1912)；TheColonialPeriodofAmericanHistory(1912)；GuidetoAmericanMaterialsintheBritishArchives(Vol.I,1898;Vol.II,1912)，见《近四十年来美国之史学》，《史学与地学》，第一卷第一期，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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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第1卷第1期开篇即登载陆懋德《西方史学变迁述略》一文，揭示了西方史学发展史。作者认为要说明西方史学之变迁，“当以史学史为详”，但是“此类史学史专书，在欧美各国亦少佳作，且成书者不多”。因此作者主要综合了各家之说，对西方史学发展的历程进行了描述。有关埃及巴比伦史学，主要参考了J.H.Brested的《埃及史》和A.H.

概而言之，在关注西方史学方面，史学期刊更多地将注意的焦点集中在欧美史学上，对日本史学更多地是关注其对中国史的研究，缺乏对日本学者对其自身历史研究的介绍。在这方面《史学年报》有所注意，刊登了周一良《大日本之史学》一文，作者认为日本学者对中国史研究非常重视，而学界更多地注重欧美而忽视日本，在日本蓄意侵略中国的条件下，为了“能制彼而不制于彼”［27］（P87），学者应该加强对日本历史的研究，而要对日本历史进行研究，首要的前提则是译介日本学者有关历史研究的著述。

除了上述有关西方史学发展情况的介绍外，史学期刊也充分关注西方史学发展的活动组织情况，如《史地学报》、《史学杂志》、《历史教育》等期刊对此都有关注①，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史地学报》专设“史地界消息”一栏，“专载世界及中国史学界地学界之最近举动及其他消息”，如对美国史学协会、英美史学教授联合大会以及一战以后组织的大战社会史的编辑等方面都给予了译介和报道②。

综上所述，史学期刊通过对西方史学的译介，不仅使得中国学界对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也由此对自身史学的发展情况有了更为明确的判断和定位。同时，民国学人在译介西方史学的过程中往往也包含进一步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以使得中国史学研究在国际舞台上占据有力地位的志向。如张其昀所言：“进言之学者又当明量出为入之义，彼夫西方史家，既觉研究远东史为必要；反之国人之治史者亦当思窥西史之真相，奋发砥砺，高瞻远瞩，而常以振衣千仞罔、濯足万里流之气概勉自策也。”［28］

Ssryce的《巴比伦史》；有关希腊罗马史学，主要参

考了J.B.Burg的《希腊学史》和J.W.Duff的《罗马文学史》；另外，还参考了有关通论各国史学的著作，如J.T.Shotwell的《史学史引论》、H.Bourdeau的《史学及史学家》、G.P.Gooch的《十九世纪史学及史学家》。此外，还有见诸于有关史学著述中的单篇文章，如G.W.Robinson《历史研究大纲》中《经典的史学家》一篇，H.E.Barnes《社会科学史》中《史学》一篇，F.S.Maruin《近代欧洲思想发展史》中

G.P.Gooch所作《史学研究》一篇等文章。通过参考

上述著述，作者对西方史学变迁作了整体的描述，作者认为西方史学在19世纪以前并没有超过中国史学，且史籍也没有中国丰富，而自19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学术也得以充分的发展，史学也随之进步。发展至当前，“吾国史学比之西方，成为落伍，然此亦因他种学术同时落伍之故，绝非史学一家之罪”，说明史学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26］。

创刊于1937年的《历史教育》虽然发行短暂，但是也同样给予西方史学以一定的重视，在第1卷第2期发表陈泽所译《十九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派史学》，该文对19世纪欧洲兴起的民族主义派史学作了系统的研究。

①刊载的相关方面论文有：陈训慈《国际历史学会第六届大会记》，《史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H.P.Gcoch著，吴鑫译《国际历史学会之经过及组织》，《历史教育》，第一卷第一期。

②如有关大战社会史之编辑的报道如下：世界国际和平著作赏金会TheCarnegie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今已规定编纂大战经济与社会史。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theWorldWar(按系丛书性质)至其组成此书之手续，拟就各国举出一编辑主任，而更由总主任记其成，如法已举定C.Gide教授，英为W.Beveridge君，比为H.Pirenne博士，意为L.Finand教授，波罗的海诸国为H.Westergaard教授；其他各国编辑亦正在组织。其规定之书名，已公布于报告者，凡一百种。已收入此丛书者，有协约国海运管理与1914年至1920年英国之代价等书。见《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二期，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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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1］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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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ewAcademicPlatformsforSpreadingofWesternHistoricalStudiestoChina:A

CaseStudyofHistoricalResearchJournalsintheRepublicAge

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ｂｉａｏ

（SchoolofMarxism,SouthwesternUniversityofPoliticsandLaw,Chongqing401120,China）

Abstract：AftertheMayFourthMovement,ChinesepeoplegraduallyhadmoreunderstandingoftheworldandtheChineseacademiccommunitywantedtotakemoreparticipationinglobalacademictrends.TheintegrationofChinesetraditionalhistoricalstudiesandwesternhistoricalstudieswerefurtherpromoted.Undersuchcircumstances,manyhistoricalstudyjournalswerecreatedin1920sand1930sasanewacademicmechanism,bywhichthescholarsoftheRepublicagemadeadequateexaminationoftheWesternstudiesofChinesehistory,thehistoryandsituationofWesternhistoricalstudies.Atmeantime,theriseanddevelopmentofhistoricalstudiesjournalprovidedafixedplatformfortheintegrationofChineseandwesternstudies,throughwhichthewesternhistoricalplatformsweremassivelyspreadinChina.Keywords：historicalstudiesjournals;Westernhistoricalstudies;spreading

（责任编辑：韩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