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能够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呢?这不是偶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有一个形成过程，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日益结合的产物。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毛泽东同志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等三篇文章，历时近20年。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发生了两次历史性转变，一次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一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在两次转变中，党和人民的力量曾遭到惨重损失。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超乎寻常的革命胆略和革命毅力，独创性地寻求中国革命的途径，在艰苦的斗争中，逐步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学会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第一，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初步认识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从1922年上半年开始，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逐步进行了探讨。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如何进行中国革命，有以下重要贡献：(1)规定了党在目前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2)提出中国工人阶级将发展成为革命的领袖军，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3)指出共产党应该联合一切革命力量，组成民主的联合战线。但是，“二大”在这三个问题上，都有不足之处：(1)虽然规定了革命分两步走，但对于两步革命的相互关系还认识不清楚；(2)虽然提出了工人阶级将发展成为革命的领袖军，但又说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这表明对革命领导权问题，还缺乏正确的认识；(3)虽然指出要组织民主联合战线，但对于工农联盟和如何组织统一战线等问题，并没有解决。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影响和推动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这场空前的大革命风暴中，中国的各个阶级都登台表演了，这就为党认识中国国情提供了客观条件。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这是以前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没有正式提出过的问题，它表明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前进了一步。但是，大会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以保证领导权的实现，没有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在工农联盟问题上，大会没有说明无产阶级主要同哪些农民建立联盟，没有提出农民的土地问题；特别是没

有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政权问题。这一切又反映了“四大”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还很不完全。

“四大”前后，在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等先后发表文章，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又进了一步。在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集中了集体智慧，于1925年12月至1927年3月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提出了以下基本思想：(1)中国工人阶级“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论；(2)“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无产阶级应当团结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和中农，建立农民的武装和政权；(3)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民族资产阶级具有既要革命又怀疑革命的两面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4)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无产阶级和各阶级的联合统治，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大大地发展了党的“二大”和“四大”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

虽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有了在当时条件下比较正确的认识，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在这次革命的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放弃了革命领导权，导致了北伐战争的最后失败。

第二，在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中，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北伐战争的失败给我们党上了大有教益的一课，使党认识到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党英勇地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人了创立红军和发动土地革命的新时期。1928年6、7月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提出了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的革命仍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当时政治形势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并制定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决定发展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六大”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但是，大会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提出应当把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到农村，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

“六大”前后，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在领导武装起义中，把工作中心逐渐转移到农村，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其他地区的武装起义中，有的也建立了红军和革命根

据地。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间，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城乡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党和人民在集体奋斗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从理论上阐明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反动统治之间矛盾重重，不断发生混战，因而在中国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是有可能和必要的；(2)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必须放手发展红军战争、深人土地革命、建设革命根据地和建设红色政权，并把四者密切结合起来；(3)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强调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与此同时，党在领导红军战争和土地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不断总结经验，制定了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相适应的各项重大路线、方针和政策，如土地革命路线、军事路线和党的建设等。这样，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就为中国民主革命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惟一正确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指引下，土地革命战争由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第三，在第二次历史性转变中，加深了对中国民主革命规律的认识，更多地学会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正当土地革命战争蓬勃发展之际，1931年1月，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他们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要求红军攻占中心城市；夸大革命主观力量，一味强调进攻路线；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土地政策；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使土地革命战争遭受严重损失，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后，红军进行了四渡赤水之战，掌握了长征的主动权，确定了北上抗日的方针，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1935年12月，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

会议，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并在以后实行了逼蒋抗日的方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革命战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确定了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武装，开辟敌后战场，在华北、华中敌后广大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实现了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在第二次历史性转变期间，我们党又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在比较中，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国情，更多地学会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主要表现在：(1)指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形势下，不但民族资产阶级可能参加抗日行列，就是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产生分化。中国共产党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以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而关门主义者的政策，实际上帮助了敌人，使革命停滞、孤立，甚至失败。(2)进一步地明确了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还是民族战争，都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内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定了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可能性以及战争的长期性和持久性；必须依靠群众进行战争，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党的任务，基本上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3)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把两个革命阶段，比做文章的上篇和下篇，强调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4)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是争取革命胜利的关键。为着实现党的领导，党必须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每一发展阶段的动员口号；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模范，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人民的拥护；党必须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并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党必须坚持自己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和纪律的严格性。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中，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中，逐步了解了国情，学会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样，才可能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