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自觉”时代小议

中国古代“文学自觉”时代小议

作者：任哨奇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23期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自觉”时代，自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出后，逐渐成为主流观点并被广泛接受，但上世纪九十年代陆续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龚克昌先生的“文学自觉”汉代说。本文试图通过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提出的关于“文学自觉”的三点标准比较“魏晋说”与“汉代说”。 关键词：文学自觉;典论·论文;魏晋说;汉代说

作者简介：任哨奇（1994.6-），男，汉族，籍贯：浙江绍兴，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尼山学堂12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23-0-02

“文学自觉”这一观念首次提出是在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但其真正被国人接受还是始于1927年9月，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鲁迅先生提到曹丕时谈到：“他 （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 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 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 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这一观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过李泽厚先生的推崇在学界中影响深远，逐渐成为主流观点并且多见于文学史、文学批评等著作。然而在“魏晋文学自觉说”广为传播的同时，学界也开始产生分歧，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陆续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如1988年龚克昌先生发表在《文史哲》上的《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首创“汉代说”。到了二十一世纪后人们对于“文学自觉”时代的讨论仍然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在时代上也不断提前，本人想在此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说”、“汉代文学自觉说”、分析其合理处与其所存在的漏洞。从而通过比较探求更加接近“文学自觉”的年代。

一、魏晋文学自觉说

探讨“魏晋文学自觉”前，我们需要给“文学自觉”下一个定义。本人借鉴了北京大学著名古典文化专家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对“文学自觉”的三个标准：一、文学从广大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在此我想加上第四条标准：文学的作用不是起教化、政治的作用，开始为了“艺术而艺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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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条标准来看魏晋时期出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曹丕《典论·论文》与当时文坛，我们发现许多契合之处。

首先，文学从广大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作为一个古今异义词“文学”一词虽然很早便出现，但它原义是指文章博学，可指各种文献资料，与现在人们对“文学”理解大相径庭。而“文章”一词原指文辞，与今天人们所说的文学在词义上更为接近。曹丕极力推崇文章的地位，把它视为“经国之大业”并且极力赞赏通过文章名传于世的古人“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主流观点中，文学已经正式独立并且有着较高的地位。曹丕在此不仅仅强调文学的独立性，而且极力抬高其地位，认为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也是之前的时代所未见的，“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即文章，在此之前是处于三不朽的最后一个层次，而曹丕却将其地位大大提高，从“经国之大业”这句来分析最起码是和“立功”处于一个层次。

第二条“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典论·论文》中曹丕指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曹丕认为在文体特征上，奏议要文雅，书伦重说明应条理清晰，铭诔尚事实要言之有物，诗赋应该华美。对于这几种文体的论述，曹丕之言十分有见地，在其后数百年古人评价相应文体标准莫能逾此范围。 第三点是“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曹丕的文气说可谓意义重大。“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将文人的作品风格称为“文气”，并将其大致分为“清”与“浊”两类，“清”就是刚健、爽朗、豪迈的风格特点，“浊”就是阴柔、凝重、沉郁的风格特点。认为每位作家的风格与其自然禀赋、个性气质有关，不是人为可以改变的。以音乐进行比喻，即使是演奏相同的曲目父兄也无法将自己在弹奏时的感受心得转移到子弟身上。曹丕还对当时文坛上享有盛名的数人逐一点评“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班，扬俦也。”李健先生对于曹丕文气说十分推崇其理论价值“曹丕的‘气之清浊有体’的理论不仅开启了后世对作家、艺术家主体性的认识，而且还开启了后世对文学艺术风格的探讨。在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史上，这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其理论价值十分显著。”

至于文学的作用不是起教化、政治的作用，开始为了“艺术而艺术”鲁迅先生在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提到“他 （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 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 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 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典论·论文》提出“诗赋欲丽”打破了孔子所追求诗的教化作用，开始追求纯粹的文采上的动人。 二、汉代文学自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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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学自觉说自1988年龚克昌先生在《文史哲》上发表名为《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一文以来获得学界众多人士关注，其间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亦有之。本人想在此列举下“汉代说”存在的漏洞。

两汉时期文学虽已区别于历史、哲学日趋独立，这体现于刘向在《别录》中从图书类分出“诗赋”类，刘歆在《七略》中列出“诗赋略”。但其文学创作尚未达到自觉阶段。龚克昌先生大力推崇的如《上林赋》、《子虚赋》等汉大赋，其创作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作为艺术作品来创作，更不是抒情文学，而是臣子向君王进谏的奏章，正如扬雄而言，其作用是“劝百讽一”，在统治者眼中更是“润色鸿业”的工具。

汉朝虽然也出现了抒情言志的抒情小赋，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至建安时期才蔚为大观。作为与汉大赋相对应的纯抒情小赋，其功利性较为淡薄，抒情言志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代表作品有张衡《归田赋》、蔡邕的《述行赋》，但这只是少数作家的自觉行为，尚未成为一种普遍风尚。直到建安时期，由于统治阶层三曹父子都酷爱文学，《文心雕龙》曾言“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文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且三曹父子都喜为个人抒情之作，如曹丕《燕歌行》写男女相思之爱，曹操《短歌行》咏个人之志。在统治阶层极力倡导下，上行下效，涌现出了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创作群体，抒发个人情感之作大量出现，堪称蔚为大观。

汉朝时期文学批评更看重政治教化，文学受经学影响深刻。作为汉朝重要文学批评著作篇目《毛诗·大序》一篇中认为《诗经》可以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极力突出《诗经》教化功能，具有政教性质。正如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郭绍虞先生说“《毛诗·大序》一篇对后世的文学批评虽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也不出儒家论诗的意见，没什么新义。”再者汉人在评论《楚辞》时也将其比附为《诗经》的“风”、“雅”，是“五经”的衍生物，只给予伦理上的价值评判，以至于班固认为屈原作为臣子不应言楚王之短，认为他是狂狷之士。在魏晋时期，玄学和佛学的盛行使儒学受到巨大冲击，经学对文学的影响大大降低。 综合以上三点，我认为汉朝文学自觉说有失偏颇，不如魏晋文学自觉说在事实和理论上都有大量依据。 参考文献：

[1]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270-2273. [2]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7. [3]鲁迅.而已集[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97-125.

[4]李健.曹丕“文气”说的理论价值[J].古典文学知识（文学史话版），2011，（2）：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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